李鸿章作为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者，長期蒙受“卖国贼”之評價。近來隨着越來越多的史料出現，這位備受爭議的清末重臣的地位也逐漸獲得一些較為公正的評價。

正面的，他盡力維護中國的利益，洋務圖強，然而無法改變中國落後的現實。對於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他曾據理力爭，然而無奈國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與曾國藩等人主導洋務運動是其進步的表現。他也有外交上維護中國的事跡，如在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后獨自前往談判，最終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戰爭處於不利情況時曾主動用最小代價來達成和解等，都是他衛國有利的一面。

負面評價主要來自于他曾作出的錯誤決策，後人也多對此詬病。如過於避戰和重視海防而願意犧牲整個新疆放棄疆防；1885年在完勝日本的情況下簽訂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給予了日本可以派兵進入朝鮮的權利；與日本的中日甲午戰爭中的指揮失誤導致軍艦在威海衛被全殲；中法戰爭勝利后反而簽訂了不平等條約等。雖然這些不利條約和做法受制于各種客觀條件，但他依然要為這些事件的誤國行爲承擔很重的責任。另外在早期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時，他殺人過多。這也牽涉到湘軍和淮軍的整體評價。洋務運動和他的一系列措施並沒有改變中國繼續淪落，也讓他的功勞並不顯著。

《清史稿·李鸿章传》评价说：“中兴名臣，与兵事相终始，其勋业往往为武功所掩。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惟才气自喜，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疑谤之起，抑岂无因哉？”

曾國藩曾說「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蔭甫（俞樾）拼命著書」。李鴻章熱中官場，亦深得朝廷倚重，歷數十年而不衰，顯然得益於他的為官之道。

李鴻章的政敵梁啟超對他的評價是：“吾敬李鴻章之才，吾惜李鴻章之識，吾悲李鴻章之遇。”“吾欲以兩言論之，曰：不學無術、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勞苦、不畏謗言，是其所長也。”

孫中山上書李鴻章時，曾這樣說李鴻章: “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難險阻，尤所不辭。如籌海軍、鐵路之難，尚毅然而成立，況於農桑之大政，為民生命脈之所關，且無行之難，又有行之人，豈尚有不為者乎? ”

左宗棠因湘淮派系之爭，以及對國防政策之歧見，與李鴻章素來不睦，甚至勢同水火。在中法戰爭以簽訂有利於法國的中法天津條約結局之後，左宗棠對當時主和的李鴻章作出以下批評：“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在是否收復新疆的問題上他也與李鴻章相左，最終事實證明左宗棠收復新疆是值得肯定的；而李鴻章希望放棄新疆的做法雖然是依其重視海防的道理，但依然是誤國的決策。

李鴻章對自己作為嘗作出以下的總結：“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尤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一間淨室，明知為紙片糊裱，然究竟不定裏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應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修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他盡力維護中國的利益，洋務圖強，然而無法改變中國落後的現實。對於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他曾據理力爭，然而無奈國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與曾國藩等人主導洋務運動是其進步的表現。他也有外交上維護中國的事跡，如在八國聯軍攻佔北京后獨自前往談判，最終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戰爭處於不利情況時曾主動用最小代價來達成和解等，都是他衛國有利的一面。負面評價主要來自于他曾作出的錯誤決策，後人也多對此詬病。如過於避戰和重視海防而願意犧牲整個新疆放棄疆防；1885年在完勝日本的情況下簽訂的《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給予了日本可以派兵進入朝鮮的權利；與日本的中日甲午戰爭中的指揮失誤導致軍艦在威海衛被全殲；中法戰爭勝利后反而簽訂了不平等條約等。雖然這些不利條約和做法受制于各種客觀條件，但他依然要為這些事件的誤國行爲承擔很重的責任。另外在早期鎮壓太平天國運動時，他殺人過多。這也牽涉到湘軍和淮軍的整體評價。洋務運動和他的一系列措施並沒有改變中國繼續淪落，也讓他的功勞並不顯著。

不能全怪他，是被当时的形势所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