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自通鉴 与史记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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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司马迁与司马光史学思想进行比较区别时，往往都是将二者之分盖棺定论为“异端”和“正统”。那么，进一步，具体来说，司马迁思想“异”在何处，司马光思想又“正”在何处？将司马迁回归到其所生活的特定政治环境，我们都知道，正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大一统”政治高压时代。于此种背景中，司马迁作为一个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在中国传统历史中不为多见），公然标新立异地喊出“成一家之言”的旗号，显然是对正统儒学的一种反抗，同时也是对个人独立思想的一项争取。颇有陈寅恪先生标榜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风范。“成一家之言”，从此固然可以认为司马迁开创了“史家”一派；从思想层面观望，应该说正是他以一种大气魄，大胸怀的气质站在大角度上，博采众长，“综合古今学术，辨别源流得失”（白寿彝语）。而并非说他开创了新的思想流派--诚然，纵使他已经建立了一个笼括政治，经济，学术等领域的思想体系。按照白寿彝的说法，即“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事实上也是杂家，其主导思想则是道家的思想。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也是道家的，而在实际做法上，则倾向于法家和儒家的主张。”这一点，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如是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大而功多。足见司马迁对道家思想之心仪甚深。再看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司马光身居封建社会后期的北宋，我们的老大帝国正摇摇晃晃地走在下坡的道路，呈现一片日薄西山惨淡经营的景象。“这时封建的生产关系不仅完全代替了奴隶制的生产关系，而且已从一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逐渐变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资治通鉴的治国思想》）当此时，因之“越老越有资格”，“久病成良医”，历经一千多年的漫长岁月，地主阶级已然积累了长期的统治经验，并发展成为一个政治上相当成熟的统治阶级。往昔的辉煌不再，徒有一片内忧外患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诸种刻不容缓的背景和动力因，就促使人们自觉地去反思历史和吸取教训，以期挽狂澜于既倒。于是，作为知识精英的司马光把自己的笔触角指向了历史的深处，而为统治者书写了一套“鉴往事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政治课本。作为此种正统儒家学者的司马光，其正统思想的片羽吉光，也就尽洒《通鉴》的字里行间。其间凝着这样一条准绳，即通过对过往王朝兴衰得失历史的考察总结，向封建统治者提供全面精到的治国政策和措施。大致又可以分为如何为和为臣之类等等。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两司马作史书都本着“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司马迁语）的写作目的，但是各自持端的观念和意识之迥异，在两者之间划开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形成了他们史学思想上本质上的分异，亦即后人为之下的判断：异端与正统。除开纯技术的治史方法（资料的采编整合，曲直的书写笔法，等等）而外，这一不同又影响甚至决定了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不同。这是本文将要进一步论述的。

只是，在此应该提出来，我们在说道家思想占司马迁思想主导的时候，不能遮掩他所认可的儒法观念；同样地，司马光固然将儒家的国家观，治国观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也不应忽略在一定程度上他对道家思想的认同。司马光批评“学黄老者，心如死灰，形槁木而无为”，但同时又赞成“治心以正，保躬以静。进退有义，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则天，夫复何为，莫非自然。（司马光《无为赞》）对于各家学说进行各自的批判吸收而又一定程度上的兼容，正是两为史学家史学思想共同闪光点所在。

就撰史笔法看，两司马都采用直笔姿态，这一点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上也被发扬为记史者的优良传统。但实质上这只是大而化之的论断，还应该值得具体分析。司马迁的述作之旨是延承孔子之于《春秋》的，在《孔子世家》中，他如此评价孔子写《春秋》的表达方法：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而事实上，虽则他提倡并执行笔法的褒则褒贬则贬的爱憎分明，自身也并未完全走出皮里阳秋的藩篱。具体而言，《史记》之继《春秋》，继承了《春秋》的“渐”“微”的表达方法。“微”总是在所难免的，原因就在于“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所以虽然司马迁对当时的汉武帝进行了一些揭露和批评，也只能是委曲婉转的。而当初，就是仅仅由于他为人说了几句公道话，就落得身受腐刑的惨局。“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此人皆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纵是有百般思量千千心结，他也只能用晦涩的暗示的方法将内心或忧愤或惋惜的意念含糊不明地稍稍流溢出来。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不涉其当代，无关乎其切身性命利益，笔法较之太史公自然犹显些须放纵。从此点看，司马光似乎于无意中为自己立了一块可供后人口碑的牌坊，反正古人是尽可以去批去斗的，他不会从棺材里吹眉瞪眼地跳出来和你理论舌战一番。

前文论及两司马“异端”和“正统”分异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