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为什么会把白雁做为求婚的礼物？

最佳答案 - 由投票者2008-06-04 12:19:24选出

唐代婚仪的再检讨
吴丽娱
2004-11-02 17:37:12 阅读 319 次
作者提供，原载《燕京学报》新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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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婚姻礼俗是涉及唐人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前辈学者对此有过不少研究，已故赵守俨先生《唐代婚姻礼俗考略》[①]和周一良先生《敦煌写本书仪中所见的唐代婚丧礼俗》[②]两文，尤结合传世史料和敦煌书仪，对婚礼方式、仪程作过详细的考论。鉴於此，笔者在撰写《唐礼摭遗》一书讨论婚礼时，大多也只是重复前人之说。近日在读书和向前人学习的过程中，却发现某些细节和相关程式方面尚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唐人虽然套用古婚姻“六礼”的名目，实际不过吸收汉魏以来大家制度，并以现实生活中的内容相比附杂糅之，从而简化步骤并形成自身的特色。故是文名以“再检讨”，是想就这些问题再提出一些看法以作补充。
一、通婚函书与纳采
婚礼古名“六礼”，即《仪礼·士婚礼》疏所说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和亲迎，是婚事进行过程中的六个程式。按照礼经规定，在行六礼之前应先遣媒人通辞，称为“下达”[③]，获得准许后才能依此程式按部就班地进行。六礼各有不同作用，据《艺文类聚》卷四○《礼部下·婚》引《郑氏婚礼谒文》采用较通俗的解释说：“纳采，始相与言语，采择可否之时。问名，谓问女名，将归卜之也。纳吉，谓归卜吉，往告之也。纳徵，用束帛，征，成也。请期，谓吉日将[至？]，亲迎谓成礼也。”尽管说得不够清楚，但总的看来不过是婚姻之家从初达成协定后不断往来接触，直至婚姻完成的一些名目。且六礼虽始终被列入历代朝廷正礼，在后世看来却并不完全实用，所以有些便不免空存其名，有些却被充实以不同内容，书仪中的通婚书便是其中之一。
通婚书又称通婚函书，在赵守俨先生的文章中曾经有过介绍，并认为颇似后世的庚贴，但对其与古婚姻六礼的关系语焉未详。敦煌书仪中出现的通婚书，其具体样式如P.3442杜友晋《吉凶书仪》所示：
通婚书 皆两纸真书，往来并以函封。(内左右名白书，亦云号，亦云次第娘，所以敬礼。)
月日，名顿首顿首。阔叙既久，(未久，虽近。)倾属良深。(若未相识云；藉甚徽猷，每深倾属。)孟春犹寒，体履如何？愿馆舍清休。名诸疹少理，言展未即，惟增翘轸。愿敬德 厚，谨遣白书不具。姓名顿首顿首。
名白：名第某息某乙，(弟云弟某乙，侄云 弟〔第?〕某兄弟某子。〕未有伉俪。承贤若干女(妹侄孙随言之。)令淑[有闻？]，愿托高媛，谨因姓某官位，敢以礼〔请〕。姓名白。
相对通婚书，女家也有答婚书（或称答婚函书）与之对应：
月日，名顿首顿首：乖展稍久，倾仰唯积。辱某月日书，用慰延伫。(若未相识云，久藉甚德，音问批展，忽辱荣问，慰沃逾深。)孟春犹寒，体内何如？愿馆舍休宜，名诸疹弊，言叙尚余，唯增眷仰。愿敬重。谨还白书不具。姓名顿首顿首。
名白：第某女(妹侄孙 )随言之)四德无闻，未闲礼则；承贤某息(随来书。)顾存姻好，不敢敬违。(亦云不敢承命，又云敬承来命。)姓名白。
通婚书从内容而言即是求婚书，所说“皆两纸真书，往来并以函封”，据赵和平指出，乃是采用月日在前，一书两纸，每纸都有开头和结尾的复书形式。答婚书亦然，其两纸之分即依上分段所示。赵守俨先生指出，通婚书“一幅是男方家长给女方家长通问候的短函，另附别纸，才是婚礼的主体”；是非常正确的。但之所以这样做却是礼仪格式的要求。据同是杜氏所作的《新定书仪镜》引卢藏用《仪例一卷》说明，“古今书仪皆有单复两体”，但唐朝经过改革，只有“通婚[书]和重丧吊答量留复体”。相对於一书一纸、月日一般放在后面的单书，以真书也即楷书书写、有着函封的婚书采用复体形式显然是为了表示尊敬和郑重。后来吉凶复书的形式越来越少，唐后期婚书仪也常常改用单体，如P.3502晚唐《新集诸家九族尊卑书仪》。但只是去掉两纸中间的尾语和开头，词句略简单一些，基本层次和内容并没有变，这样寒暄和求婚答婚实际也就和到了一起。
婚书往来的措辞自然都要用敬语，而且要用对等的关系。例如通婚书的信封封题写成“郡姓名白书 谨谨通某姓位公”两行，其“郡姓名白书”下，还注明“若尊前人，即云某郡官姓名”。前人是指收书人即女方家长，郡指郡望，意思是说，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重，男方家长不但要称自己的郡望，还要加上官名。这样官族并重，一方面与称对方“姓位（官位）公”相当，一方面也表示自己身份配得上对方，给了对方足够的面子。但是答婚书却在封题“某官郡姓名白答 谨谨还某姓位公阁下封”的“某官郡姓名白答”下，注明“前人卑不用某官”，这个前人自然是指原来求婚的男方，意思是如果男方家长官小或无官，女方家长不能自署官名，以免显得以势压人。这样的署名方式除了刻意尊重对方外，似乎也暗含著门当户对的意思。
通婚书之所以又称函书是因为有木质的“函”作包装，且其规格很不寻常。P.2646张敖《新集吉凶书仪》称通婚书“切须好纸，谨楷书，紧卷於函中。函用梓木、黄杨木、楠木等为之。函长一尺二寸（象八寸弟子），函阔一寸二分（象十二时），函板厚二分（象二仪），函盖厚三分（象三才），函内阔八分（象八节）”。尺寸有象徵意义的木函盖好后，“即于中心解作三道路子，以五色线缚”。写在面上的“封题函样”是“│谨谨上 厶官阁下│全│厶官卫（位？衔？）郡姓名封白”（据P.3284），三条竖线大概就代表了五色丝线分割成的三行。其中用了“谨谨上”的最高规格，对对方加以官名阁下敬称，自己也署明官衔郡望。中间有一个“全”字，意义不详，但封题署“全”字者书仪中只见有给皇帝的题表函面[④]、婚书及下面将要提到的纳徵版，其隆重性可知。
通婚书为何要用黄杨木等上好的木质包装并用最高规格的礼函呢？如赵文所说，“通婚书不是议婚，而是婚事既定后的一种形式上的礼节”，其内容虽然似乎尚属求婚性质，但是婚书中都写明是男方的第几子配女方的第几女，且有来有往，有求有报，显然已不存在下达后还被女方拒绝的可能，这样的婚书不会是写在通媒的一开始，而是在谈婚论嫁已经有了一定眉目之后。《唐律书仪》卷一三《户婚律》有“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而辄悔者，杖六十。”此条疏议曰：“许嫁女已报婚书者，谓男家致书礼请，女氏答书许启。”可见婚书是被作为双方正式缔结婚姻的凭证和必须遵守的婚约，甚至可以作为法律依据，这样的婚书恐怕是须男女双方慎重保存的。
正因为如此，所以据敦煌书仪的记载，婚书的递交还应有一个正式仪式。张敖《新集吉凶书仪》（P.2646、P.3284）记通婚书要由男方“亲族中拣两儿郎有官及有[才]貌者充使及副使”，骑著不著鞍辔、青丝作笼头、红绿缠鬃尾的细马两匹递送，并带二细婢随同函轝，附之以五色彩、束帛、钱轝、猪羊、酒面、野味、果子、酥、油盐、酱醋、椒姜葱蒜等各色礼品，送至女家。而女家也有“受函仪”。须先於堂前铺床置案，安置香炉、水椀、刀子各一。待礼物列於中庭，宾主双方依位立好，遂有一套跪送跪接通婚书函之仪。然后“主人升堂，案上取刀子开函取书读，读了，如无父母则微泣三声”。等到一切仪式结束，主人才与函使相见庆贺，并设酒饭款待，送衣服匹段给函使。
婚书的往来既然是在求婚已被接受之后采用这样隆重的仪式，那麽，通婚书的往来具体应在什麽时间，属於婚礼的哪一个程式呢？
司马光《书仪》卷三《婚仪上》在“纳采”条“宾授雁，主人受之，以授执事者，乃交授书”下注曰：

书者，别书纳采问名之辞於纸后，系年月日、婚主官位姓名止，宾主各怀之。既授雁，因交相授书，婿家考（书？）藏女家，女家书藏婿家，以代今之世俗行礼书。
从注文所说，“婿家考（书？）藏女家，女家书藏婿家”、交相授受的礼书就是通婚书，而通婚书应当在纳采时就递送。联系前揭《郑氏婚礼谒文》“纳采，始相与言语，采择可否之时”，则“相与言语”者，也就是正式接触和送婚书。宋张纲《华阳集》卷三三《答丁宅求婚书》称：“大婚为万世之嗣，�
�载格言；纳采居六礼之先，遽承华翰。”也说明正式的求婚书名义上是与纳采结合在一起。按纳采在婚礼中的意义是“纳其采择之礼”，古礼的纳采是要派使者送去雁。这是男家得到女家许婚后所表示的第一次礼敬和谢意，通婚书和纳采结合在一起，说明这是婚礼实施的第一个步骤。
按通婚书并不在古礼规定的内容中，建中中颜真卿提到它只说是“出自近代，事无经据”（详下），具体时间语焉未详。很值得注意的是杜氏《吉凶书仪》在提到通婚书时又称为“论婚报答书”，论婚即谈婚论嫁。《旧五代史》卷五四《王都传》：“都有爱女十余岁，庄宗与之论婚，许为皇子继岌之妻。”宋陆游也有“比邻渐熟约论婚”之句[⑤]。在这个意义上讲，东晋王羲之《与郗家论婚书》可能就是现今保存最早的求婚书了[⑥]。此书为王献之求亲郗昙女，以“十一月四日右将军会稽内史琅邪（琊）王羲之敢致书司空高平郗公足下”开头，先历数高祖以下五世阀阅，及子献之等身名官爵，然后表示求婚之意，有“仰与公宿旧通家，宅阴相接。承公贤女淑质直亮，确懿纯美，敢欲使子敬为门闾之宾，故具书祖宗职讳，可否之言，进退惟命，羲之再拜”语。有意思的是这件论婚书还称赞王献之“少有清誉，善隶书，咄咄逼人”；这种从自诩家门到夸耀儿子的作法，似乎不免显得骄傲，且与后世婚书的含蓄大异其趣，所以宋人《宣和书谱》说其“深自许，非徒语也”。不过此或当时风尚。《太平广记》卷一六○《朱显》（出《玉溪编事》）称东晋彭州掾朱显娶妻王氏，“朱因与话，昔欲婚杜氏，尝记得有通婚廻书，云‘但惭南阮之贫，曷称东床之美’”，则相形之下就比较谦虚了，然家世之比照似乎仍暗寓其中。同书同卷《秀师言记》（出《异闻录》）载唐时崔氏曾使人“以家状历抵士人门”，为孤女求“秦晋之匹”，可见讲究家世仍是大族遗风。

此外无独有偶，从史料所记王氏后代子孙王彪之所定皇帝婚书版文也能找到类似痕迹。据《宋书》卷一四《礼一》载晋穆帝升平元年，“将纳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始更大引经传及诸故事，以正其礼，深非《公羊》不称主人之意”，“其告庙六礼版文等仪，皆彪之所定也”。所谓主人，是指女方家长。六礼版文，是自纳采至亲迎所用的礼文。其纳采版文玺书曰：“皇帝咨前太尉参军何琦，混元资始，肇经人伦，爰及夫妇以奉天地宗庙社稷，谋於公卿，咸以为宜率由旧典。今使使持节太常彪之、宗正综以礼纳采。”其作为女方回书的“主人曰”：“皇帝嘉命，访婚陋族，备数采择。臣从祖弟故散骑侍郎准之遗女，未闲教训，衣履若而人，钦承旧章，肃奉典制。前太尉参军都乡侯粪土臣何琦稽首再拜承制诏。”此两件书实即相当於民间的求答婚书。其间虽与前揭论婚书内容不尽相同，但是女方在回答皇帝“必俟令族，重章旧典。今使使持节太常某、宗正某，以礼问名”的问名版文时，却有“皇帝嘉命，使者某到，重宣中诏，问臣名族。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禄大夫雩娄侯桢之遗玄孙，先臣故豫州刺史关中侯恽之曾孙，先臣安丰太守关中侯睿之孙，先臣故散骑侍郎准之遗女。外出自先臣故尚书左丞胄之外曾孙，先臣故侍中关内侯夷之外孙女。年十七。钦承旧章，肃奉典制”之答语。可见“问名”亦为大族嫁女炫耀家世提供了机会，此乃魏晋大族重门望的共同风尚所须。史称王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旧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谓之‘王氏青箱学’。”故所作礼版继承乃祖乃宗，犹有大族家法之遗意。
唐五代传世史料中尚未见有婚书，所以除书仪外，我们只可从后世宋人婚书略窥其一二。宋人婚书如黄干《知斋集》卷二四有《代刘氏女嫁郑氏》、《大儿娶舅氏女》等婚书七首，魏齐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六也列有问亲书、回问亲书、求婚书、许婚姻书、送定书等婚书数十首。当然其中并不用通婚书之名，亦不都是相同性质，但仍以通婚书为最多，其问亲、回问亲或求婚、答婚即皆同於上述通婚往来。又《二程文集》卷十有《答求婚书》云：
颐启：族望非高，声猷弗兢，猥蒙谦眷，屡致勤诚，爰稽合姓之文，将卜宜家之庆。伏承某人性质挺立，器蕴夙成。以颐第几女子年已及笄，义当有适，特枉缄题之，及俾交秦晋之欢，仰以深诚，敢言非偶。在姆师之训，虽愧未闲；而箕帚之勤，愿俾恭事。
婚书也可以倩人代作，例如前揭《华阳集》中《答丁宅求婚书》及《丁宅求婚书》两首，显然都是张纲代人之作。《山谷外集》卷十也有《代求婚书》一首，内称：
男某早闻诗礼，逮及有家，言采苹繁，犹虚中馈。伏承贤第几小娘子，令德成于保傅，善声发于幽闲，属将有行，敢议合好。
以上所举两首求答婚书，显然都有唐人通婚函书之遗意。宋人作《家礼》卷三谓纳采“即今世俗所谓言定也”，言定乃言论之定，而它的主要内容就是交换婚书。如《家礼》所言，即“使者盛服如女氏……从者以书进,使者以书授主人”，“主人出延使者，升堂授以复书，使者受之谓退，主人请礼宾，乃以酒馔礼使者。使者至是始与主人交拜，揖如常曰宾客之礼，其从者亦礼之别室。”内复书即答复之书，其授书过程与张敖书仪所见极为相似，唯书仪未言及交换之事。可见纳采与婚书两者合一，婚书的交换已成为纳采一事的主要节目。
尚存疑问的是，古礼和司马光《书仪》既然都说纳采用雁，张敖书仪中的婚书却是由“函使”带同各种礼物送去的。这些礼物，赵守俨先生认为就是聘礼，那麽通婚书为什麽要和聘礼一起送到女家，其作法又是否合乎婚礼程式呢？关於这一点，则只能是在了解了唐代的纳徵礼后再作说明。
二、“六礼”与纳徵
敦煌书仪中提到婚仪虽然很多地方仍沿袭礼经，但是S.1725《唐前期书仪（？）》在解释“何名六礼”时却出现了“雁第一，羊第二，酒第三，黄白米第四，玄纁第五，束帛第六”的说法，即完全以礼物之名代之。这一说法自然是代表唐人俗称的六礼。《唐会要》卷八三《嫁娶》，记太极元年（712），左司郎中唐绍上表，称“士庶亲迎之礼，备诸六礼，所以承宗庙，事舅姑”；以下批评障车之俗“多集徒侣，遮拥道路，留滞淹时，邀致财物；遂使障车礼贶，过於聘财，歌舞喧哗，殊非助感”，将障车的邀致财物与婚礼的“备诸六礼”相比较，认为是“过於聘财”，可见六礼实指聘财或聘礼。《太平广记》卷一六《杜子春》（出《续玄怪录》）也道：“卢生备六礼，亲迎为妻。”“备六礼”是为“亲迎”，可见亲迎已不属六礼，是唐人俗解的六礼也即书仪所说的聘财六礼。但是礼物之名毕竟不等於婚礼过程。如果将此“六礼”与古六礼相参照，应当属於哪一个程序呢？由於古六礼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各节都是“以雁为贽”，只有纳徵才有“玄纁束帛俪皮”[⑦]；而书仪在送礼时用纳徵版也表明，送此六礼者就是所谓纳徵。
史书关於纳徵礼一般比较简要，但S.1725书仪卷中对於此礼记敍特详，不但说明依古礼纳徵礼物要由媒人在“旭日始出”的“大昕之时”送去，由主家向媒人先行“再拜”礼致谢，且说明送礼应“至女家门外，纳徵版先入，女家开看讫，始引六礼而进”的规矩。对於“玄纁束帛”诸物亦结合古今用意，详述其数量尺寸包装，作了尽量通俗的解释。例如解释为何婚礼用雁说：“雁知避阴阳寒暑，似妇人之从夫，故婚礼用焉。所以知者，诗云：‘雍雍明（鸣）雁，旭日始旦。士如归妻，殆（迨）水（冰）未泮。’注云：雁知逐寒暑，雍雍雁声，知取其和顺之意，上下和睦之家。又董仲舒曰：‘飞如有行列，参差作大小，以父下夫，是以婚礼用焉。”并说明雁“须竹笼盛之，三寸版子系着笼口，题云礼雁，安在舆中。”解释羊道：“汉末之后然始用。羊羔在母腹下胡跪饮乳之志。妇人产子，彼有恭敬之心，是故婚礼用羊。”羊“须用丝作笼头，槌栓覆之，三寸版子系着角门，题云礼羊。”解释酒说是“仙人造酒，唯许和婚姻，祭宗庙，今求婚礼是以用酒”，而黄白米由稷和稻米组成，“黄米拟作黄团琮（粽？），祭仙人之灵。”也各自有特别的包装和三寸版子题名。玄纁则是“玄纁（纁衍）三匹，皂色少浅，使如土紫赤黑色，纁三匹绯，玄与纁各卌尺。玄法天象，男也；纁仿地象，女也。[阴]阳之礼合，故男女交通也”。其包装是“玄纁二物同束一所，三寸版子系着附要（腰），题云‘礼玄纁’，安在轝中”。这种具有象徵意义的说法和作法虽试图比仿古礼，但不无牵强和民间杜撰成分，而从中也看得出来是兼采汉魏习俗。
笔者在《唐礼摭遗》一书中业已指出，纳徵之“六礼”正式采用上述物品并不始于唐。察《通典》卷五八《公侯士大夫婚礼》称后汉郑众有《百官六礼辞》，“大略因于周制“，并说明“其礼物，凡三十种”，内即有玄纁、羊、雁、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苇、卷柏、嘉禾、长
命缕、五色丝等等，知某些礼物的采用东汉已然，这正符合书仪的说法。而据《晋书》卷二一《礼下》记晋太康八年（287）有司奏“婚礼纳徵，大婚用玄纁束帛，加珪，马二驷。王侯玄纁束帛，加璧、乘马。大夫用玄纁束帛，加羊”，并奏古者“诸侯加大璋。可依周礼改璧用璋。其羊雁酒米玄纁如故。诸侯婚礼，加纳采、告期、亲迎各帛五匹，及纳徵马四匹，皆令夫家自备。惟璋，官为具致之”；则羊雁酒米等至少晋制已定。前揭《宋书》卷一四《礼一》记王彪之为晋穆帝纳后定六礼版文，其纳徵版有“以玄纁皮帛马羊钱璧，以章典礼”语。晋孝武帝纳王皇后，“其纳采、问名、纳吉、请期、亲迎，皆用白雁白羊各一头，酒米各十二斛。唯纳徵羊一头，玄纁用帛三匹，绛二匹，绢二百匹，虎皮二枚，钱二百万，玉璧一枚，马六头，酒米各十二斛，郑玄所谓五雁六礼也。其珪马之制，备物之数，校（较）太康所奏，又有不同，官有其注。”此后宋制显然多沿其旧。另外《隋书》卷九《礼仪四》记后齐聘礼，“一曰纳采，二曰问名，三曰纳吉，四曰纳徵，五曰请期，六曰亲迎。皆用羔羊一口，雁一只，酒黍稷稻米麫各一斛。自皇子王已下，至於九品，皆同。”唯未言及玄纁，而且也不言六礼有别，是南北婚礼皆略同于晋制而有增省。值得注意的是这裏从郑众始，六礼已与财物混同一处，并以财物作为中心，当是唐人称聘财为“六礼”的来源。
唐代纳徵之礼继承魏晋南朝之制还可以“诞马”来说明。《唐会要》卷八三《嫁娶》和《册府元龟》卷五八九《掌礼部·奏议一七》两处，记建中元年十一月敕令礼仪使颜真卿与博士及宗正卿李琬、汉中王瑀、光禄卿李涵“约古今旧仪，及开元礼，详定公主郡主县主出降觌见之仪”，时颜真卿等商定礼制提出：“又婚礼皆用诞马，在礼经无文。按《周礼》玉人有璋，诸侯以礼聘女；《礼》云玉以比德，今请驸马加以璋，郡主婿加以璧以代用马。又其函书，出自近代，事无经据，请罢勿用。”帝“皆从之”。函书即前所论通婚函书。诞马晋、宋以来多见於皇家卤簿。据程大昌《演繁露》卷三称“《宣和卤簿图》有诞马，其制用色帛，周裹一方。毡盖覆马脊，更不施鞍”，认为诞马就是不施鞍辔的袒马，也称但马。这裏颜真卿所说诞马自然是用作婚礼所送礼马。和晋制王侯纳徵用马一致。据《大唐开元礼》卷一一六《嘉礼·公主降嫁》纳徵条称使者有“以玉帛乘马请纳徵”之语，还有“主人还阼阶东，左右受玉帛於序端，受马者自左受之以东，牵马者既授马，自前西出”的一套仪式。此礼也见於同书太子、亲王纳妃和官员婚礼，是《开元礼》对纳徵用马也有正式规定，而如果用“周裹一方”色帛装饰的诞马一定是为了使婚礼显得更加体面。

除了说明礼物内容及其含义外，书仪还特别指示要有秋木制作的纳徵版两块，“长尺二，广五寸，厚三分”，象徵千秋、十二月、五行、天地人。一块版上书明“君有嘉命则（贶）[某]室也，厶婿父名敬依先曲，玄纁束帛羊雁旨酒”、“谨遣某官姓某乙再拜”及“纳徵”三行字；其包装“须青一尺二寸，裹其版子，背头向字”。另一版却要“半肠之内，凿作卯头，裹三道白线缠之，如（加）蜡封其线上，注作‘全’字，题云‘某官大门下合姓顿首叩头’，或云白书。”如前所述有蜡封和“全”字封题是函封的最高规格，而版的尺寸和象徵含义也与前之通婚书函相应。据《通典》记郑众《百官六礼辞》道：“六礼文皆封之，先以纸封表，又加以皂囊，著箧中。又以皂衣箧表讫，以大囊表之。题检文言：谒箧某君门下。”此外三十种礼物“各内有谒文，外有赞文各一首。封如礼文，箧表讫，蜡封题，用皂帔盖於箱中，无大囊表，便题检文言：谒箧某君门下。便书赞文，通共在检上”。东晋王堪也有《六礼辞》，“并为赞颂”。其仪则是“於版上各方书礼文、婿父名、媒人[名]正版中，纳采于版左方。裹以皂囊，白绳缠之，如（加？）封章，某官某君大门下封，某官甲乙白奏，无官言贱子。礼版奉案承之。酒羊雁缯采钱米，别版书之，裹以白缯，同著案上。羊则牵之，豕雁以笼盛，缯以笥盛，采以匳盛，米以黄绢囊盛。米称斛数，酒称器，脯腊以斤数”。此称纳采，实亦纳徵。可见六礼辞也好，六礼仪也好，从送礼的角度就是纳徵，而且从汉至晋，其仪有渐。史睿《敦煌吉凶书仪与东晋南朝礼俗》一文已指出，书仪无论是纳徵两版及分三行书写的内容方式，抑或是礼物及其包装等都与之几近一致，而且称“大门”（指已故祖父）是东晋南朝以来的称谓，官族和门族并称体现了士大夫婚宦并重的观念[⑧]。敦煌P.2619杜友晋《新定书仪镜》也有“下函六礼仪”残目，此“下函六礼仪”不同於同卷婚书，可以知道其婚礼仪注大都是吸收采用东汉魏晋以降大族创立的制度。纳徵书直到宋人仍有继承。如前揭《送定书》或者《二程文集》中之《定亲书》从内容看都是为纳徵所用[⑨]，宋人又改称纳徵为纳币，故《华阳集》也有《丁宅纳币书》、《答钱宅请期书》，说明纳币（或纳徵）、请期宋人也有用书的。
纳徵或云纳聘财是婚礼的进一步确定。前揭《唐律书仪》卷一三《户婚律》“诸许嫁女，已报婚书及有私约“条下，又规定“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疏议》解释此条谓：“婚礼先以娉财为信，故《礼》云：‘娉则为妻。’虽无许婚之书，但受聘财亦是。”也即即使没有婚书，只要收聘财也不得反悔，而且聘财不以收多少为限。所以白居易在“得乙女将嫁于丁，既纳币而乙悔，丁诉之，乙云未立婚书”一判中有“婚书未立，徒引以为辞；聘财已交，亦悔而无及”语[⑩]，说明聘财可以和婚书起到同等作用。《太平广记》卷三四二《华州参军》（出《乾●子》）记华州参军柳氏“自备数百千财礼”偷娶崔氏，但崔氏先已许婚王氏，尽管柳氏与崔已成婚，讼於官后仍然“公断王家先下财礼，合归王家”；是为一例。
又按礼经规定，问女子名的问名和占卜婚姻的纳吉者本应在纳采以后进行，据司马光《书仪》解释问名乃是宾（使者）礼节性地问“女为谁氏”，而女方家长答曰“某不敢辞，女氏第几”；纳吉则是“归卜得吉兆，复使使者往告婚姻之事，於是定计”。但既有通婚书，则女子之名、行第等应当早已打听到了，而如果不卜得吉兆，婚约又怎能缔结？於是司马光又解释说“前已卜矣，於此告女家已成六礼也”，说明两者其实已徒有虚名。所以《家礼》卷三有曰：“古礼有问名纳吉，今不能尽用，止用纳采纳币以从简便。”而从前引汉魏制度的六礼仪，及敦煌S.1725书仪强调纳徵的“六礼”和张敖书仪对於送婚书过程的细致描述，足可证明纳采与纳徵（或纳币）早已是婚礼最实质性的内容，同时也说明婚礼简化的倾向从东汉至唐代已很明显。另外前揭东晋王堪既已将纳徵版写作纳采，而司马光《书仪》和宋代的礼书虽然都明确将两者区分为两项内容，但从张敖书仪中大事渲染随同婚书的礼物却不另言纳徵看，民间也可能早已将送婚书的“纳采”和送财礼的“纳徵”合在一道，所以纳采纳徵实际常常不分，甚至纳徵有时也被混称为纳采。而且《唐律疏议》既说聘财可以取代婚书，可见一些普通百姓本来就是没有婚书的。聘财遂成为婚姻唯一的证据和最重要的保障，所以才会出现前揭唐人完全将纳徵中的六种礼物称作“六礼”的情况。而这一点和民间重财礼的风尚也是颇相一致的。事实上所谓六礼只有象徵意义，真正的财礼并不一定止於此六物，这一点，东汉以来就是如此。前揭张敖书仪送礼亦与此不同。德宗时以寿安公主降成德军节度使王元逵，“元逵遣段氏姑诣阙纳聘礼。段氏进食二千盘，并御衣战马、公主妆奁及私白身女口等，其从如云，朝野荣之。”[11]这又不是一般百姓比得了的。关於财礼传世史料与其他敦煌文献多有记载，此处无须赘述，因此所谓纳采纳徵不过是取其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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