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国新生婴儿性别比率严重失调??

最佳答案 - 由提问者2006-08-19 00:18:44选出

今年4月公布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新生儿出生性别比已高达116.9，而国际惯例的出生性别比，只有105，也就是说，我国新生婴儿男多于女、比例失调的现象正日趋严重。国外舆论称，中国将在若干年后出现5000万找不到老婆的光棍汉。接受采访的人口专家认为，此种断言是过于耸人听闻了，但中国新生儿出生性别比例失调的现象，的确值得全社会高度警惕。

　　天平何以失衡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居高不下的新生儿出生性别比？专家归之为社会管理因素和生物学因素两方面。

　　社会管理因素主要是指出生婴儿的漏报、瞒报。漏报是由于计划生育及有关部门在管理上由于人力、经费不足或管理方法不善引起的。被漏报的既有男婴，也有女婴。但瞒报则是由于生育政策作用于妇女、家庭生育意愿引起的，瞒报主要是女婴。

　　生物学因素主要是指运用B超等医疗科技选择性流产、引产，还有轻视女婴造成的较高水平的女婴死亡率及溺弃女婴现象等。部分地区的生育政策强化了这种生物性因素。如海南省生育政策规定，国家机关干部、企事业单位职工及城镇居民，一对夫妇提倡只生一个孩子；汉族农村夫妇可生两个孩子；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夫妇最多生3个孩子。政策规定可生子女越少，夫妇们获得生男孩的机会越小，他们想生一个男孩的意愿就越强烈。海南省的有关统计表明，生一胎的出生性比别为118.3，生两胎的达到119.4，生三胎的则高达233.3。而全国的统计是，2000年生一胎的性比别为107.1，生两胎的性比别为151.9，生三胎的性比别达159.4。也就是说，生的胎数越多，选择生男孩的越多。

　　政策允许生育的数量越少的人口群体，婴儿出生性别比越高。在海南，“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170，“专业技术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21.7。社会地位、经济收入越高的人口群体，婴儿出生性别比越高。“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群组织负责人”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50。这种现象表明在对胎儿性别进行鉴定选择时，权力、金钱与生物学技术进行了交换。

　　现代医学、遗传学技术的进步，正好为这些人提供了技术条件。羊水胎儿脱落细胞培养染色体核查、羊水胎儿脱落细胞X染色质检查、手指血杆状细胞鼓体检查等技术，均可早期鉴定胎儿性别，进行性别选择；用碱性溶液改善阴道环境则可提高男婴受孕比率。以B超为例，虽然B超设施由各级计生委控制安排到各级医疗机构，但是，不少地方花万把块钱就可以很随便地买到一套B超设备，一些乡村个体医生便借此大敛其财。浙江就有一个这样的“医生”，他为一位孕妇鉴定一次就收取500至1000元不等的费用，“生意”非常火爆。海南省有关部门最近对2000年海口市、三亚市12家医院人工引产的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其中女婴占68%，男婴占32%。这就是海南近年出生婴儿性别比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之一。

　　出现选择胎儿性别问题的症结还在于群众的观念。中国传统生育文化具有浓厚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色彩。专门从事男女性别比研究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郭志刚教授说，在计生工作上，人的观念是决定因素。除了科技发展之外，中国还有几千年流传下来的各种生育手段和经验。只要育龄夫妇有生男孩的这种心理需要，那么他们就总能找到实现它的手段。“这是一场与传统落后思想的斗争，仅有法规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还在于人们思想的转变，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

　　人口专家发出警告

　　广东省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研究员担心，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升高若持续下去，将对人口结构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对未来社会的良性稳定运行、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也会造成一定冲击。同时男女失调也将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婚配失当、人口拐卖、性行为错乱等，影响社会尤其是婚姻的稳定。

　　当年知青下乡在北大荒流传着一句话：“北大荒真荒凉，又有兔子又有狼，就是没有大姑娘”。我国一些工业城市如三明市等纺织业集中的地区女多于男，攀枝花等钢铁城市则男多于女，政府为解决男女婚配等问题想了很多办法。这些例子是男女比例失调的典型，但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工业结构下造成的。如果因为新生儿出生比失调而造成类似难题，则是我们的自我惩罚。

　　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田雪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出生性别比一定程度的升高除了对人口再生产有影响，更主要影响在社会生活方面。

　　首先是婚姻性别挤压问题。近20年来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积累效应已经显现出来，按90年代出生性别比外推，目前0～20岁人口中男性多出女性大致相当于20岁3个年龄组的人口数量，“积累效应”已相当可观。如果畸高的出生性别比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男性过剩的婚姻挤压会越来越严重。

　　其次是对家庭和社会的冲击问题。婚姻性别挤压对一夫一妻制家庭来说，是一股外来的冲击力。一个时期以来，在市场经济和交换价值升值“泛商品观念”作用下，婚外恋、第三者插足增多，离婚率持续上升，传统家庭的稳定受到威胁。社会刑事案件增加，基本消失的买卖婚姻、童婚交换、拐卖妇女等重又抬头。如果出生性别比升高得不到纠正，便会更多滋生这些不道德和丑恶社会现象，家庭和社会不稳定风险系数增大。

　　再是就业性别挤压问题。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婴儿出生性别比升高并带动劳动年龄人口性别比升高，对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将产生某些影响。男性劳动就业将变得更为困难，未来一二十年男性劳动力过剩和“就业性别挤压”将比较严重。

　　最后是养老保障结构问题。从我国人口老龄化特点和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时间差”实际出发，只能走社会养老、家庭养老和老年劳动者自我养老“三养”相结合的路子。鉴于目前出生性别比偏高实际，40年以后过低的老年性别比将会升高，孤寡女性老年将会减少，家庭养老在上述“三养”中的地位将得到加强，居家养老方式会有所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