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竹林七贤”

最佳答案 - 由提问者2006-10-18 11:31:55选出

竹林七贤是指三国魏时七位名人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的合称。

他们常集于山阳(今河南修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称竹林七贤。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不拘礼法，生性放达。在政治上，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更因此被杀。相反王戎、山涛等则先后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并成为其政权的心腹。在文章创作上，以嵇康、阮籍为代表。如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他以老庄崇向自然为论点，说明自己不堪出仕，公开表明了不与司马氏合作的政治态度，文章颇负盛名；又如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二首，透过比兴、寄托等手法，隐晦地揭露最高统治集团的恶行，讽刺虚伪的礼法之士，由是透过七贤的文章创作，可窥略到他们各自的志向意趣。

嵇康

嵇康(223～263)，三国时曹魏文学家。“竹林七贤”之一。字叔夜。谯国□县(今安徽宿县)人。早年丧父,家境贫困,但仍励志勤学，文学、玄学、音乐等无不博通。他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曾任中散大夫，史称“嵇中散”。司马昭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在当时的政争中倾向皇室一边，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颇招忌恨。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结交嵇康,受到冷遇,从此结下仇隙。嵇康的友人吕安被其兄诬以不孝,嵇康出面为吕安辩护,钟会即劝司马昭乘机除掉吕、嵇。其罪证之一便是《与山巨源绝交书》。当时太学生三千人请求赦免嵇康，愿以康为师，司马昭不许。临刑，嵇康神色自若。奏《广陵散》一曲，从容赴死。

在人生哲学上，他的主张是：非汤武而薄周礼，越名教而任自然。个性凌厉傲岸，旷逸不羁。

有趣的是，嵇康临刑前，对儿女最放心的安排是，叫他们投靠山涛（山巨源）。而在嵇康死后，山涛一直悉心照料并抚养着他的儿女。演绎出一段“君子和而不同”的佳话。

阮籍 ---维倪（报告部分：阮咸）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今属河南）。生於建安15年。父亲阮瑀，是诗人、散文家，「建安七子之一」。为曹操亲随吏员，当时军国书笺多由他和陈琳两人草具 。阮籍三岁的时候父亲过世，但因为曹氏父子及阮瑀友好出於长期共事的情谊，对於阮籍及其母亲深怀同情，并有所照顾。阮籍年少时以好学不倦、不慕荣华富贵、道德高尚的古代读者―颜回、闵子骞微效法的榜样，刻苦攻读。除此之外，他还习武。但是少年的阮籍也沾染上一些浮华公子的作风。当时有一批宗是戚属的豪门公子，颇以浮华相尚，如何晏、李胜，再洛阳互相连结，构煽风气。阮籍与他们年龄接近，难免受了些风气影响，可是阮籍始终未予其流。

阮籍非常鄙视礼法之士，所谓礼法之士主要是投靠司马氏父子的一些人物，这些人多是文人，他们为虎作伥，仰承思马氏父子的意旨，鼓吹「唯法是修，唯礼是克」，以礼法、名教为工具，来巩固篡夺来的权利，同时束缚政治反对派的手脚。这种礼法是司马氏集团用以配合其血腥屠杀政策的一种政治打击异己的手段。阮籍在对付这些礼法之士，最有名的就是他的青白眼。

裴楷往吊之，籍散发箕踞，醉而直视……稽喜来吊，籍作白眼，喜不怿而退；喜弟康闻之，乃斋酒挟琴造焉，籍大悦，乃见青眼。

据说，他的母亲去世之后，稽康的哥哥稽喜来致哀，但因为稽喜是在朝为官的人，也就是阮籍眼中的礼法之士，於是他也不管守丧期间应有的礼节，就给稽喜一个大白眼；后来稽康带著酒、夹著琴来，他便大喜，马上由白眼转为青眼。从这一段故事中，我们除了可以发现阮籍对於礼法之士的鄙视外，也可以明显看到他不为礼俗所限制，稽康也是一样。他不会因为守丧就将自己的情绪隐藏起来，觉得不喜欢的就清楚的让人家知道，我想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殊现象。阮籍对礼法之士的憎恶，除了表现在青白眼外，还表现在他的赋中。

三国后期出现正始文学，人们习惯用他来代表整个魏末的时期文学。正始文学的最重要作家就是阮籍、稽康。阮籍既是诗人，也是散文家，还是赋作者。他的诗歌成就主要是咏怀诗八十二首。就内容而言，「忧生之嗟」 和「志在刺讥」 在咏怀诗中占有很大的份量。除了这两大内容外，还有自述身世志尚、念友、隐逸神仙等方面的描写。咏怀诗在艺术方面有两个极为显著的特色及蕴藉含蓄和自然飘逸。蕴藉含蓄与文多隐蔽有直接关系，阮籍为了避免严重的现实后果，才把诗篇写的隐约其体、闪烁其词的。这种含蓄，同他在生活中「发言玄远」 「口不臧否人物」的作风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咏怀诗的含蓄，是时代现实的产物，也是阮籍本人的思想作风、处事态度的反映。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看，含蓄不失为一种风格，他的好处是能够避免呆板直露，增加诗的深厚度，给读者以联想和回味的馀地。在诗歌史上，咏怀诗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阮籍咏怀诗在反映重大社会现实方面是不如建安诗歌的，但它在个人抒情的深度上，在描写内心曲折的活动上，以及运用比兴的手法上，则又有超越前人的建树。它堪称是整个魏晋南北朝时代有代表性的优秀五言诗之一。阮籍的散文，今存较完整的有十篇。其最重要的散文著作应推「大人先生传」，写法上接近於赋，以对话方式展开，虽名传，实际上并非真正意义的传记作品。总的来看，阮籍是我国文学史上重要的诗人，散文家。他尤其对於五言诗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王戎 ---姿伶

生於大富之家

王戎，字浚冲，山东省琅琊林淅人。王氏一族在林淅是有名望的大族，从他的亲族辈中，便出了王衍、王澄、王导、王敦，等人物，掌握著东西两晋政府的政坛，有「八王」之称，与同为山西名族的斐氏「八斐」并称。王室与斐氏也有亲交，王戎的女儿及嫁给斐頠为妻。王戎的祖父，是魏朝的凉州刺使、贞陵亭侯，所以他自小便生活在优渥的家庭环境中。因此在这样的影响之下，也可多少得知他长大后的个性。

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从此之后，王戎便被称为「神童」。

生在门阀世家，有深厚的家庭背景，自幼又被视为神童的他，又有官宦之志，很自然的便走入官场。魏甘露二年（西元二五七年），王戎二十四岁时，被司马昭争为相国橼（宰相的属官），而推举他的，就是那位司马昭前的红人锺会，锺会是明理派清谈的代表人物，基本上是反对七贤的，也就是他是稽康走上死亡之路，而身为「七贤」之一的王戎竟然接受他的举荐而为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王戎的世俗性，使他在波澜起伏的政界中，几次化险为夷，而升到司徒的贵显地位，终以老官僚结束一生。

对於王戎的出仕，其实也是不用过於讶异的，因为从王戎的生长背景来看，生於官宦之家的王戎，从小可以说是耳濡目染，应该也可以说是接受不少父亲的思想，同时也可以说是他看多了所谓的官场冷暖，因此王戎有他一套特殊的保身方法在这个浮浮沈沈的官海之中，也因为这样，王戎的避祸思想，也就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有著很大的影响。

王戎、和峤同时遭大丧，俱以孝称。王鸡骨支床，和哭泣备礼。武帝谓刘仲雄曰：「卿数省王、和不？闻和哀苦过礼，使人忧之！」仲雄曰：「和峤虽备礼，神气不损；王戎虽不备礼，而哀毁骨立，。臣以和峤生孝，王戎死孝；陛下不应忧峤，而应忧戎。」

在这一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和峤虽然遵守礼制服丧，但是比起王戎而言，王戎可以说是在精神上比和峤更加的悲伤，王戎的悲伤虽然不一定符合礼制，但并不是这样就是说他不够悲哀，反而在精神层面上，更胜过和峤一层。是一种精神上的极大悲哀，也就是说他的悲伤已经到了不能用行为去表现出来，甚至已经到了所谓的哭不出来的地步，或许样说有些的悲哀，可是在世说中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的确是悲伤的过度。

在魏晋的风潮中，我们可以知道因为九品官人法的影响，因为有许多想要晋升仕途的士子，有很多的人，都有所谓的假孝、假慈、假悲、胜至於假义，已博取是世间的名声，来作为自己晋升仕途的途径之一。因此我们可以知道王戎这个人是一点都不做作，毫不虚假的放开自己的情感，不为世俗的眼光。

王戎一生，官运亨通，平步青云，位高爵显，身当国家重任，但却对朝政一无贡献，只是一味的逃避求荣，阿谀求全。对於王戎这个人而言，可惜的是他的以前的政治抱负，在他掌握大权时，却因为一味的避祸，而对国家、对人民，并没有做到贡献，十分可惜；但是我认为，这也许也是在乱世中一种生存的方式吧！就竹林七贤而言，王戎是有些愧於一个「贤」字的。因为王戎之於山涛皆为入仕之人，山涛虽有后人评：「贰臣」，但他为官尽责、选贤与能，此番作为是有利於老百姓的，在这样的时代里，许多人在朝为官只为享受荣华富贵，而他愿意为老百姓的福祉努力实在令人感动，至少为魏晋政治这个黑暗期带来一丝的光亮；所以，相较之下，我是比较欣赏且认同山涛的方式。

刘伶 ---致卿

刘伶在七贤中是传记最不明了的人物，他的生卒年代以及他儿子的名字都没有留传下来。他字伯伦，江苏沛人。

刘伶身长六尺，貌甚醉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

他身高仅一公尺四十，不仅人矮小，而且容貌极其丑陋。但是他的性情豪迈，胸襟开阔，不拘小节。平常不滥与人交往，沉默寡言，对人情世事一点都不关心，只有和阮籍、嵇康很投机，遇上了便有说有笑，因此也加入了七贤的行列。

他在官职方面，做到建威参军。据说在泰始年间，他初上意见书，主张「无为而化」之说，却被斥为无益之策。当时同辈们都得到高第官位，只有他被罢了官。罢了官以后的刘伶，更是日日「醉乡路稳宜频到」，终於嗜酒寿终。反而在那文人动辄被杀的乱世得以苟全性命而寿终，也可谓「不幸中之大幸」了。

阮籍虽然厌恶那个社会，但他却不得不活在魏朝的官僚社会里，尤其与专权的司马氏有著若断若离的关系，使得他满腔的苦闷，一旦发泄出来。便成为锐利痛快的怒骂（《大人先生传》）。而刘伶则与之相反，一开始便在官场上不得意，不被那个官僚社会所接受，因此他在《酒德颂》中对於礼法之士所表现的不屑，便尽是一片揶揄嘲笑的态度了。

阮咸

阮咸，字仲容，河南省陈留尉氏（今河南省开封附近）人，籍兄武都太守熙之子。他的父亲阮熙，官至武都太守；在「竹林七贤」中，关於阮咸的各种史料很少，对他的研究也就比较困难一点，在查阅了一些书籍之后，可以看出阮咸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一是任达不拘，一是音韵高手。


阮咸和阮籍一样，生平也很鄙视礼法。一方面固然是由於他们崇尚老庄之说，鄙视种种所谓的繁文缛节；而另一方面，这也是对当代权贵们的一种实际抗议。由於此时的政治主流乃是以礼法为主，主张「以孝治天下」，不同於曹操当时的「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把原本抛弃了的礼法，拿来当成为巩固权位的藉口。阮籍曾愤懑地说：「礼教岂为我辈而设。」而阮咸也在母丧期间，穿著孝服，骑驴去追自己私恋的一个鲜卑婢。

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著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

这种超越自古的传统礼制，其实都是对礼法尊严的一大讽刺。因为当时的礼法已经失去它原先的意义。

在当时礼法甚严，阮咸纵情越礼，放浪自适、饮酒享乐的行为，或多或少阻碍了他的仕途。

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

读完此文，其实猪也是天地万物所生，又何必区分地位的高低及卑贱。想想仲容与群猪为瓮共饮盛况，也能体会他「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那种放达不羁的豪气。且阮咸的「达」是任意而为之，随心所欲，较不同於阮籍的「达」是因对世俗礼法无奈而为之，这是他们两个不同之处。

然而这些行为，在名教社会，有冲击礼法和解放个性的积极作用。因为在当时，一些礼法之士卑鄙而无气节，名士们的不拘礼法恰好是对礼法虚伪的揭露及抗议。因此，不拘礼法仅只是其一方面的表现，而还有另一方面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