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宝庆(今邵阳）人，1882年12月18日出生。父蔡正陵，农民，兼做裁缝。母王氏。家世寒微。
松坡从小颖悟，聪明过人。6岁读书，13岁即考中秀才，一方传为佳话。15岁在2000名青年材俊（仅招收40名）中脱颖而出，考入设立于省会长沙的时务学堂。这对他的一生具有决定性影响：就在这里，他认识了梁启超。
湖南虽处内陆，原本闭塞保守。却因出了个曾文正公，开了一代风气，人才鼎盛，思想开明。戊戌变法时，湖南巡抚陈宝箴（曾氏门生故吏，寅恪先生祖父）是方面大员中唯一公开支持维新者。时务学堂，由其子陈三立协同谭嗣同、黄遵宪、熊希龄、唐才常、皮锡瑞等精英合力开办的，旨在培养维新人材。学堂的中文总教习，就是年方24岁，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一代天骄梁启超。
时务学堂开办之后，两年间共招考三次，录学生200余名。蔡锷是同学中年龄最小的，所谓“白帽轻衫最少年”。成绩却很出色，与李炳寰、林圭并称为三大高材生。梁启超对他特别赏识，勤加扶掖点拨，师弟之间建立了历久弥坚、终身不逾的深厚感情。
戊戌政变发生后，陈宝箴去职，时务学堂被停办。松坡先后到武汉、上海、日本，辗转求学。1900年回国参加唐才常在武汉组织的自立军反清起义，事泄失败，师友多人遇难。松坡幸免，但受到强烈刺激，乃改艮寅为锷；更不顾梁启超等人的反对，下决心投笔从戎。次年再去日本，改学陆军。
1904年10月，以优异成绩在日本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与蒋方震、张孝准并称“中国士官三杰”。冬天，回国服务，各方竞相争聘。那时的“海龟”，好象比于今远为稀缺，也更加走俏。
回国后，蔡锷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担任军职，备受各方政要器重。
1906年，清廷在河南举行新军秋操演习，作为军界新锐，松坡奉令观操，并充任中央评判官。就在这时，他第一次见到袁世凯。这两个大佬的恩怨情仇，耐人寻味，活脱脱一对生死冤家。
1911年夏天，在云南编撰出版重要军事著作《曾胡治兵语录》。7月，云贵总督李经羲奏准朝廷任命蔡锷为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这是一个非常及时的任命：10月10日，辛亥武昌首义爆发。
10月30日夜，昆明重九起义爆发。次日，昆明光复。11月1日，起义官兵组成“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蔡锷众望所归，被推举为云南都督。时年二十九岁。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建立。第二年10月，松坡奉调到北京，在中央政府担任多项职务。当时，他对袁氏持理解、支持态度，试图帮助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厉行统一和建设，反对孙中山动辄兴兵。又主张军人的“不党主义”。期间，与恩师梁启超过从甚密。
1915年下半年，袁项城利令智昏，帝制自为的狼子野心渐露。对松坡，则一方面密加防范，一方面多方羁縻。他对左右亲信说：“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松坡已看穿此公的鬼蜮伎俩，不为所动，另有盘算。但他是一个智深勇沉、劲气内敛的人，虚与委蛇，不动声色。
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帝位。19日，蔡锷摆脱监视，历尽艰辛，间关万里，抵达旧治昆明，与云南督军唐继尧等决策反袁，先礼后兵。先通电规劝。但袁氏泥足已深，不肯回头。25日，蔡锷、唐继尧等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武装讨袁。护国战争爆发。
1916年1月，蔡锷率军出征四川，与袁军进行坚苦卓绝的战斗。袁世凯人心丧尽，内外交困，做了83天可怜巴巴过干瘾的关门皇帝后，于该年6月6日一命呜呼。次日，黎元洪就任大总统。中华民国国体得以保持，护国战争胜利。中央政府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
但松坡因患当时还属不治之症的喉结核，又戎马倥偬，尽瘁国事，已经病体难支。视事未久，就向中央政府请假治病。8月9日，离开成都沿江东下，两袖清风出夔门。月底到上海，随即东渡日本，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治疗。
1916年11月8日，再造共和的一代伟男蔡公松坡在日本逝世。时年三十四岁!
临终前，口授遗电，由好友蒋方震、石陶钧记录代呈中央政府：
1.愿我人民、政府协力一心，采有希望之积极政策；
2.意见多由于争权利。愿为民望者以道德爱国；
3.在川阵亡将士及出力人员，恳饰罗、戴两君（指在四川分别代理其职务的罗佩金、戴戡二人）核实呈请恤奖，以昭激励；
4.锷以短命，未克尽力民国，应行薄葬。
数年前，有朋友出书，名之曰《常常感动》。我很不以为然，觉得太过小资。起码如我辈，是很难被什么东东感动啦。但也不是没有例外：比如松坡遗嘱。不怕各位见笑，追念前贤，对照现实，在下尝为之感慨以至于有泪盈睫。
不由想起一个关于林总的典故。
叶群在延安生下豆豆后，奶水不够，小孩常常哭闹。她让林彪想办法去弄点奶粉，林总老是不吭声。有一次小孩哭得厉害，叶群也哭了，再次要林总想办法。林总说，没有办法。叶群说，怎么会呢？你是115师师长，又是抗大校长兼政委，跟主席关系又好，这点小事，会没有办法？我看见不少官比你小的人都可以弄到的。林总又不吭声。叶群跟孩子一起哭闹。林总站起来，淡淡地说了一句：人和人不一样。叶群受到触动，也就不吭声了。
是的，人和人不一样。有时比人与动物的差别还大。
但是，真正的国之精英，又是何其相似乃尔!

三.平生功业
奇才盖世又一辈子不合时宜的苏东坡曾自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毛泽东一生何等事功。可他说，自己一生也就做了两件事：驱蒋；发动文革。倒刚好是一破一立。
蔡锷短暂的一生，建树非凡。举凡政治体制、宪政研究、军事教育、治军思想、诗词对联......，可述者甚多。
但最为壮伟的功业，无疑是以下两端：其一，领导昆明辛亥重九起义，光复云南；其二，拒绝一切利诱，克服无数险阻，冒死犯难，发动领导护国运动，并亲冒矢石，以重病之身在第一线指挥作战，终于挫败了神奸巨蠹袁世凯，粉碎了洪宪皇帝梦，让千年帝制从此成为历史，再造共和，为国民争得了人格，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这些，大家应是耳熟能详，无须在下细说。梁某只挑一个刚好与松坡平生这两件大事存在某种因果关系，极见此公眼力手段，又不大为人所知、所注意的轶事，作为注脚。以见事所必至，理有固然。
1913年，时任云南都督的蔡锷将调到中央政府任职。云南带兵将领谢汝翼、李鸿祥等，都对即将出现的遗缺很感兴趣，跃跃欲试。但蔡锷另有想法。他保荐时任贵州都督的唐继尧回滇继任。贵州“改土归流”之后才设立行省，地狭民穷，一切惟云南马首是瞻。当时又流行本省人治理本省的说法和做法，唐、谢、李都是重九起义的中坚分子，又都是云南人。以小易大，衣锦还乡，唐继尧当然喜出望外。可谢、李就不乐意了。李鸿祥更是向松坡力争，说：唐已外任，就象已经出嫁的姑娘，应该向外谋求发展，不宜再回娘家争权夺利。松坡知人甚深，不为所动，并作好相应安排。结果，唐继尧顺利出任云南都督，贵州都督亦由与蔡、唐有深厚渊源的刘显世(黔人)继任。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唐继尧对松坡不能不有极为深刻的感恩知己之感。袁氏老奸巨猾，树大根深；试图改变国体、帝制自为时，气焰熏天，不可一世，似乎已有必成之势。唐继尧其时已获封开武将军，授一等侯，唐父兴高采烈，对袁氏感激涕零。唐尽可安富尊荣，南天独霸，为所欲为。但他弃之不顾，毅然决然兴兵护国；松坡逃离北京后辗转进入云南，毫不迟疑犹豫，足证蔡、唐二人是有着深厚的思想和感情的双重基础的。护国军兴，云南独立。贵州第一个相应。
松坡当年的棋子与伏笔，逐一发挥了作用。
松坡公忠体国，志向高远，深谋远虑，英华内敛，厚积薄发，事发必成。决非自我神圣欺世盗名眼高手低一事无成之徒可比。

四.特立独行
孙中山号称“国父”。国共两党或真或假都对他顶礼膜拜，固不待言。精明自负如阿扁，也不得不对孙维持一种表面上的礼貌。国民党的乱臣贼子如宋楚瑜，首访大陆，也跑去祭拜中山陵。真是盛矣隆矣，堂哉皇哉。
恕在下眼拙，我拿着放大镜翻了不少典籍，实在看不出孙氏何以能算是中华民国“国父”。换一个字，庆父，倒是差之不远，庶己近之。
作为历史人物，孙文自有其贡献和地位。但对此公，梁某实在不敢恭维。他是这样一种人：自以为真理在手，智珠在握，惟我独尊，予智予雄。任何人都不行，就我行。成功必自我出。为了一个虚幻的目标，不惜一切代价：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外交的......。不顾实际，不恤国力，我行我素，乌烟瘴气。孙大炮的诨号，其来有自。
下面仅举一例，以见孙先生迂远而阔于事情到了何等地步。
1912年8、9月间，孙文、黄兴北上，与大总统袁世凯共商国事。孙非常认真地表示他愿在十年内修筑铁路20万里，请袁在同期训练精兵100万。令袁嗔目结舌。
如今，都快过去100年了，国家也走进新时代，欣逢盛世。现在我国有铁路多少里？高明有以教我。
袁世凯在亲信面前对孙中山、黄兴的评价是：“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奸雄就是奸雄。袁大头真是不简单。对比他对孙黄宋蔡四人的评价，真是韵味悠长。别的且不说，即便就从这一点看，我对日前据说是一个“美得惊动了中央”的胖子写的极为严苛地批评刘亚洲的帖子就不能不持保留态度。鲁迅说过：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他轰走了。书生毕竟就是书生。话扯远了，打住。
近半个世纪来，多了很多莫名其妙、荒唐可笑的教条。如哲学上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如历史上的孙中山、冯玉祥。
只要是读过一些近代史书籍，且肩膀上扛着的脑袋确属自己的朋友，对基督将军其人，必然会有自己的认识。但读官方出版物，你只会知道他爱国反蒋，都是予以正面肯定的。十多年前，李锐先生的力作《庐山会议实录》问世。奇了怪了，原来另有奥妙。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我党最高层一致给彭总的定性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喝喝，原来如此。大家只是心照不宣罢了。心里所想与嘴巴所说、纸上所印居然大相径庭，真是咄咄怪事。
评价蔡锷，原来也要定性、划线。“是灭清、抗袁、拥孙”的孙中山革命派，还是“保清、附袁、反孙”的梁启超改良派，学者们争得不亦乐乎。其实，这是一个伪问题。
蔡锷向来主张和笃行的是军人的“不党主义”。他当然不是革命派，对孙中山从来都是敬鬼神而远之。梁启超是他的恩师，影响很大，关系极深。但松坡也并不是惟老师马首是瞻。进退行止，他都有自己独立的判断。说他是改良派也比较勉强。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如果硬要戴顶帽子，我只能说：他是一个国家利益至上的真诚伟大的爱国者，一个现实感很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一个存在主义者。
蔡锷与孙文保持距离，是因为他认为后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足成事。
无庸讳言，松坡支持、拥戴过袁世凯，而且是坚定的、真诚的。事实俱在，不必曲为之说。二次革命前后，松坡的言行就是例证。当时他认为，这么大一个国家，又当政体变更之际，亟须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作为重心，从事统一和建设大业。强干弱枝只会引发内乱，毁了国家的前途。一切只能在法律范围内行事。所以他才不顾个人名利，欣然进京，想在中枢作出一份自己的贡献。
他对袁氏的认识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当他看穿了袁世凯的帝制野心后，就对他不抱任何幻想，拒绝一切拉拢利诱，准备反袁。因为袁氏已不是一个国民政府的首脑，而是一个即将黄袍加身的孤家寡人了。
这完全不足为松坡之病。恰恰相反，这倒正可反映出他克己奉公，一切以国家根本利益为依归的高贵品质。这样的中国人实在是太少了!苏东坡说：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古今贤之，贵其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