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界经济高官的“黄埔军校”

　　高盛的一把手被提名美国政府的财政部长，美国国务院的二把手再度加盟高盛，这两条白宫的人事变动新闻最近被世界各大媒体频频报道，人们都在咀嚼新闻背后的含义，而最让人浮想联翩的是有关“高盛帮”的传言，鲍尔森和佐利克的官场沉浮再次向世人掀开了美国政商互动的神秘一角。

　　高盛集团很早就有向政界输送高级管理人才的传统。为了搞个究竟，记者打电话向高盛公司公关部门求证，希望对方提供一份曾经担任美国政府要职的高盛管理层的名单，并解释一下为什么高盛如此受政府的青睐，但直到记者发稿时为止也没有得到高盛的答复。

　　不过，记者还是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了高盛与政府之间的“旋转门”运转的内幕。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当时的高盛集团董事长西德尼·温伯格就开创了向政府输送高官的先例。温伯格本人是从为合伙人擦鞋开始其职业生涯的，他以身作则从华尔街迈入白宫，先后为罗斯福总统和杜鲁门总统当过高级经济政策顾问。

　　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又有多位高盛人踏入政途。1985年，时任高盛联合董事长的约翰·怀特黑德加入里根政府，官居副国务卿，时隔不久时任高盛副总裁的罗伯特·霍尔迈茨又踏入白宫，成为里根政府的助理国务卿；1992年，时任高盛联合董事长的罗伯特·鲁宾离开高盛，出任克林顿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两年后调任财政部长，以其卓越的表现被媒体称为“自汉密尔顿之后美国最成功的财政部长”，与格林斯潘并称“美国20世纪90年代经济繁荣的两大设计师”；1999年，时任高盛董事长的琼·科赞离职，成为新泽西州民主党参议员，2006年1月更以高票当选新泽西州州长； 2002年12月，高盛前任联合董事长斯蒂芬·弗里德曼来到白宫，成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现任白宫外国情报咨询委员会主席；2003年12月，高盛总裁兼首席运营官约翰·塞恩出任纽约证券交易所首席执行长；就在鲍尔森获提名前不久，前高盛公司欧洲分部主管乔舒亚·博尔滕刚刚荣升白宫办公厅主任。除此以外，高盛前合伙人肯尼思·普罗迪曾经担任美国政府下属的美国进出口银行总裁兼董事长，还有不少高盛“毕业生”走入国会山，成为举足轻重的国会议员。

　　正因为高盛培养了数不胜数的政界要人，高盛才得了一个美称-美国政界经济高官的“黄埔军校”。独立思想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史蒂芬·赫斯日前在接受福克斯新闻台记者采访时就不无感慨地说，“在美国，我还不知道有哪个公司能向政府输送这么多高官”。
高盛公司手中握有几大王牌

　　高盛为什么能成为培养美国经济政要的“黄埔军校”呢？据记者了解，这主要是因为它手中握有几张得力的王牌。

　　首先是高盛公司本身的地位特殊。高盛目前是华尔街规模最大的投资银行，在全球20多个国家地区设有分支机构，拥有超过2万名员工。公司1869年创立于纽约，是全球历史最悠久的投资银行之一，137年来高盛是华尔街唯一一家历经风雨屹立不倒的金融巨擘，无论是巨型兼并，还是金融危机，还是企业丑闻，都没奈何过它。1999年5月3日，高盛公司于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 2005年年度净收益达到56.3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平均股东权益回报高达21.8%，成为华尔街“最赚钱的机器”。在许多人看来，能成为高盛的合伙人，就意味着成了“华尔街的王子”。华尔街从某种程度上说控制着美国经济的命脉，而高盛则是华尔街的龙头老大。这样的地位，美国政界自然不能小视。

　　其次是高盛文化与华府官场文化非常合拍。在与华盛顿的关系中，高盛是华尔街上做得最出色的。高盛强调稳重低调和团队精神，而这一点正好与华府从政的要求不谋而合。高盛出身的华府高官习惯于让总统抛头露面，自己肩负一些未必引人注目、但却对政府贡献重大的工作。同时，该公司有很多富有的合伙人在四五十岁时即退休，远比其他华尔街投资银行的退休人士年轻，并且都在寻求第二事业发展机会。因此，高盛出身的投资银行家比较受到华盛顿欢迎，也较容易实现从华尔街到华盛顿的转变。

　　第三是高盛的人才能力的确过硬。以鲍尔森为例，看看他的个人简历就知道了。他于1968年在达特茅斯学院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70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离开哈佛后，鲍尔森先后在美国五角大楼和白宫任职。1974年，鲍尔森加入高盛公司芝加哥分部，1982年获选为芝加哥分部合伙人，此后一路走顺，直到1999年高盛公司上市后，鲍尔森成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终于走上了权力的巅峰。在2003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前主席格拉索下台事件中，鲍尔森坚决主张格拉索辞职，力主纽交所大变革，博得美国证券界“强硬派”之称。2004年1月，《纽约时报》公布的一份“华尔街权力排行榜”出炉，鲍尔森高居榜首，有人更将其称为“华尔街最后的国王”-华尔街将进入鲍尔森王朝，他的权力无人替代。鲍尔森之所以获得布什的青睐，除了他的这些辉煌的个人资历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对中国事务的熟悉几乎无人能比。在过去的15年中，鲍尔森访问中国不下70次。除了关注中国市场，鲍尔森还参与了许多中国的公益活动。他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的创始人和首任主席；作为非营利国际环保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主席，鲍尔森还与中国云南省政府通力合作，帮助保护云南大河流域的自然生态环境。鲍尔森对中国事务的了解正是布什所看重的。像鲍尔森这样的人才在高盛公司还有很多，可以说是群星闪耀。难怪有人说，高盛是“伟大的人才库，不仅仅是在华尔街，而且在整个行业中都是如此”。
　　华尔街与华府组成复合体

　　高盛向美国政府大量输送经济高官，只是华尔街影响美国政治的一个缩影。早在美联储体系成立以前，美国摩根银行多次充当了实际上的美国中央银行角色。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各种危机中，政府最后都不得不求助于摩根银行总裁摩根，摩根因此获得了“在野的央行主席”的称号。来自华尔街的梅隆是上个世纪20年代的美国财政部长，他是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财政部长之一，其空前的影响力被同时代人戏谑为“三个总统在梅隆手下工作过”；斯特朗曾是信孚银行主席，后来被任命为早期的美联储主席。美联储成立初期，由于成员中很少有人懂得金融业务，斯特朗几乎掌控了美联储的全部权力。

　　从上个世纪60年代肯尼迪总统执政时期起，一个新的词汇悄然兴起，那就是“华府-华尔街复合体”。这个词被人们用来形容华盛顿高官们与华尔街投资银行家之间频繁地互换角色：华尔街出身的人士走上从政之路，也有许多高官弃政从商进入华尔街成为投资银行家。华尔街与华盛顿之间的人事交流“旋转门”从此越开越大。过去40年中，华尔街为财政部送去了6位财长，在职时间总共加起来超过20年。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1961年出生华尔街世家的道格拉斯·狄龙被肯尼迪总统任命为财政部长，上个世纪70年代的财政部长西蒙曾经供职于华尔街著名的所罗门兄弟公司，上个世纪80年代第一届里根政府的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曾任美林公司总裁，2002年布什第一任期的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曾历任世界最大铝业公司美国铝业公司的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和国际纸业公司副总裁、总裁等职务，目前尚未离任的美国财政部长约翰·斯诺原系美国东部规模最大的铁路营运商CSX铁路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而美国铝业公司和CSX铁路公司都是华尔街的著名上市公司。
严格限制“旋转门腐败”

　　实际上，旋转门现象不仅存在与政府与华尔街之间，而是广泛存在于美国政界、商界和学界。从政的经商，经商的从政，从政的搞学问，搞学问的从政，这种官学商之间的“人员流动”，就是人们常说的“旋转门”：里面的“转”出去，外面的“转”进来，有的人甚至几进几出。

　　这种旋转门现象有什么好处呢？有分析人士指出，这种模式可以确保美国管理人才的优化配置，实现官学商之间的良性循环，但不同角色的转换容易造成利益冲突，从而也为腐败埋下了隐患。

　　为了打击“旋转门”引发的腐败，美国政府制定了严格的法律，禁止政府官员参与可能导致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实质性冲突的事务。该法律由白宫下属的联邦政府道德办公室负责执行，其条款主要包括：

　　资格限制：政府行政部门中政治官员的录用和批准一定要符合“利益冲突法”，后者是评估总统提名的官员候选人资格的主要依据。总统的被提名者都要详细公开其个人财产，以供公众和媒体检查。被提名者的配偶及他们所抚养的子女的财产也必须同时申报。

　　冷却期：这是关于“旋转门”的限制的一部分，它禁止一定级别以上的联邦政府官员和雇员在离开政府一年之内为任何事务去游说其任过职的政府机构、或以私人主顾的名义同该机构签订合同。

　　出售财产：在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一个被总统提名的政府官员可以通过很多可行的方法来避免“利益冲突”，其中最有效和最经常被采用的，是出售他们持有的公司股票或债券来做到符合“道德改革法”中规定的资格要求。在通常情况下，出售财产会导致出售者因必须缴纳大量财产增值税而带来损失，但是如果出售财产是为了符合“利益冲突法”，出售者依照法律可以不对财产增值的部分纳税。美国法律规定，在国防部任职的官员，只要拥有每年与国防部做1万美元以上生意的公司的股票，就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在批准官员任命前，国会都会要求采取适当的措施，比如出售股票。眼下鲍尔森要当上美国财政部长，也得要过这一关。据布隆伯格新闻社6月22日报道，鲍尔森将公开出售他所拥有的高盛股票。截至今年3月他拥有323万股高盛股票，总价值大约在4.85亿美元。鲍尔森还将卖掉手中持有的投资基金，并赶紧兑现所有的股票期权。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砍断鲍尔森与高盛公司的经济联系，防止他今后当上财政部长之后为高盛公司谋取私利。

　　行为限制：政府道德标准规定，公共官员不得在与其利益相关的事情上采取任何行动。例如，如果一名官员拥有戴尔公司的1000股股份，而他又负责为本机构购买20台台式电脑，在这种情况下，他绝对不能购买戴尔电脑，即使他的购买不会影响戴尔公司的股票价值。

　　在美国，政府官员的工资外收入问题绝大多数与其过去的雇主有关，因此美国法律禁止政府官员取得工资以外的额外收入，任教、讲演和写作除外，但有两个限制：第一，政府官员不得使用政府尚未公诸于众的消息进行活动。例如不得使用未公开的政府调查报告向杂志写文章赚钱；第二，政府高级官员额外收入必须限制在每年政府薪金的15%以内。

　　美国法律对政府官员在离职后的活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这些限制不仅规定在法律中，而且规定在一些政府机构的行政规定之中。违反这些规定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美国刑法规定，违反离职后活动限制的法律法规是犯罪，最高可处以1万美元以下罚金和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律中规定的限制有四类：第一，全体政府离职人员永远不得在法庭、政府机构或政府官员面前，以任何形式为任何人充当代理，以处理他曾亲自或实质上作为政府官员参加过的、同政府具有直接或实质性利益的事务。第二，全体政府离职人员在两年之内不得代理任何人，处理他任职的最后一年中，处于其公务责任范围之内的事务。第三，离职的政府“高级雇员”(基本上是指由总统任命的官员)在两年内不得亲自出面(包括出面而不讲话)，在其曾亲自或实质上参与过的事务中，为其他人的代理活动提供帮助。第四，离职后的政府“高级雇员”在一年内不得为任何在其任过职的机构中悬而未决的事务，进行任何试图影响该机构的努力。

　　由于有严格的法律约束，“旋转门”引发的腐败总的来说在美国并不突出。美国的政治腐败程度2005年在160个国家中被排在第17位(排第一位的为最少腐败)就是一个明证

因为高盛与政府有一点关系，不过主要是高盛高官确实有能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