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你评价一下朱元璋的为人

最佳答案 - 由提问者2007-01-16 15:44:49选出

朱元璋感到言之有理，也深感大明朝的当务之急，应是制定法律，以法治国。根据朱元璋的命令，法律的制定工作加紧进行，到洪武三十年(1397)正式颁布了几经修改的《大明律》。《大明律》简于《唐律》，严于《宋律》。

《大明律》规定“谋反”、“谋大逆”者，不管主、从犯，一律凌迟，祖父、子、孙、兄弟及同居的人，只要年满16岁的都要处斩。

对官吏贪污，处罚也特别重。犯有贪赃罪的官吏，一经查清，一律发配到北方荒漠中充军。官员若贪污赃银60两以上，将被处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命在各府州县衙门左侧设皮场庙，就是剥皮的刑场，贪官被押到这里，砍下头颅，挂到竿子上示众，再剥下人皮，塞上稻草，摆到衙门公堂旁边，用以警告继任的官员。

朱元璋对自己制定的法律，带头实行，而且执法相当严厉，这在中国古代封建皇帝中是少有的。他的女婿、附马都尉欧阳伦，凭着自己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丈夫，不顾朝廷的禁令，向陕西贩运私茶。后来河桥巡检司的一位小吏向朱元璋告发了此事。朱元璋立即下令赐死欧阳伦，同时他还发了通敕令，表扬那位小吏不畏权贵的斗争精神。

朱元璋惟一的亲侄，开国功臣朱文正，亦违法乱纪他毫不留情废了他的官职。开国功臣汤和的姑夫，自以为有硬邦邦的靠山亲戚，就隐瞒常州的土地，不纳税粮，朱元璋也将他依法处死。

朱元璋当皇帝的30年中，还公开镇压了几起大贪污案，其中最大的是郭桓案。郭桓案发时为户部侍郎。洪武十八年(1385)，御史余敏等告发北京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的官吏李或、赵全德等人，伙同郭桓等人贪污舞弊，吞盗官粮。朱元璋抓住线索，命令司法部门依法严加追查。这个案子后来又牵连到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杰、工部侍郎麦志德等高级官员和许多布政使司的官员。贪污盗窃的钱折成粮食达2400多万石。案件查清后，朱元璋下令将赵瑁、王惠迪等人弃尸街头；郭桓等六部侍郎及各地方布政使司以下的官员有上万人被处死；有牵连的官吏几万人被逮捕入狱，严加治罪。各地卷入这个案件的下级官吏、富豪，被抄家处死的不计其数。
一代帝范，节俭成风

由于朱元璋出身贫苦农家，不仅深深体谅农民生活的艰辛、物力的艰难，而且他还身体力行，带头倡导节俭。明朝建立后，按计划要在南京营建宫室。负责工程的人将图样送给他审定，他当即把雕琢考究的部分全去掉了。工程竣工后，他叫人在墙壁上画了许多怵目惊心的历史故事做装饰，让自己时刻不忘历史教训。有个官员想用好看的石头铺设宫殿地面，被他当场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朱元璋用的车舆器具服用等物，按惯例该用金饰的，但他下令以铜代替。主管这事的官员说，这用不了多少金子，朱元璋说，“朕富有四海，岂吝惜这点黄金。但是，所谓俭约，非身先之，何以率天下？而且奢侈的开始，都是由小到大的。”他睡的御床与中产人家的睡床没有多大区别，每天早膳，只有蔬菜就餐。

在朱元璋的影响下，宫中的后妃也十分注意节俭。她们从不乔装打扮，穿的衣裳也是洗过几次的。有个内侍穿着新靴子在雨中行路，被朱元璋发现了，气得他痛哭了一顿。一个散骑舍人穿了件十分华丽的新衣服，朱元璋问他：“这衣服用了多少钱？”舍人回道：“五百贯。”朱元璋痛心地说：“五百贯是数口之家的农夫一年的费用，而你却用来做一件衣服。如此骄奢，实在是太糟蹋东西了。”

朱元璋不喜欢喝酒，他多次发布限制酿酒的命令。他不爱奢华，讲究实际。他命令太监在皇宫墙边种菜，不要建造楼台亭阁。为了让儿子们得到锻炼，他命令太监织造麻鞋、竹签自用，规定诸王子出城稍远，要骑马十分之七，步行十分之三。由于他出身贫寒，从小没有读书的机会，从军后，到称帝晚年一直保持勤奋好学的作风。作战之余，理政之后，他常常请儒生讲述经史。经过几十年的刻苦自学，他不但能写手扎、军令，还能写诗作赋。他终生严格要求自己，不懈怠，不腐化。
明太祖朱元璋既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又是少有的暴君。对他中晚年的一系列暴行，史学界对此主要有两种解释：一是“蜕化变质”论，二是“政治需要”论。作为前者，它强调朱元璋杀功臣是小农思想的局限，是帝王思想的堕落，也是农民义军领袖的蜕化变质；作为后者，它强调朱元璋杀功臣是帝王之术，是政客的一贯伎俩，也是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

虽然，这两种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它们无法解释一个重要事实：同是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什么不可以像刘邦、刘秀、司马炎、李世民、赵匡胤等人那样雍容大度，善待功勋呢？

朱元璋在历代开国皇帝中心理素质最差

作为一个心理学者，我一向对历史人物有着浓厚的兴趣，并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来重新认识这些人物。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就一直是我的关注焦点。在详细梳理研读记载朱元璋事迹的史料后，我认为，较之其他历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心理素质是最差的一个，差到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障碍与人格分裂。

对此，我想以“重八——元璋人格分裂猜想”来概括朱元璋的心理扭曲历程，它主要包括三个假设：(1)朱元璋患有严重的神经症；(2)朱元璋的神经症导致他出现人格分裂；(3)朱元璋滥杀功臣的精神防御机制是替天行道。

因夺取政权而患神经症，出现严重缺乏自信、疑神疑鬼、易生妄想等症状

朱元璋(公元1328－1398年)，幼名重八。他出身赤贫，早年被迫到皇觉寺为僧，曾饱尝世间冷暖人情，后投效郭子兴部下，很快成为一名战将。朱元璋善于挖掘人材，很快就聚集了一批高级谋士，如李善长、宋濂、刘基(伯温)、朱升等人。他们为朱元章出谋划策，使朱元璋在推翻元朝统治的同时，也逐一扫除了其他的农民义军，并于1368年建立了大明王朝。可悲的是，朱元璋在开创天下时，尚能广招天下文人贤士，并放心任用手下部将。一俟天下方定，他却开始担心文臣们会鄙薄他出身贫贱，武将们会篡夺他的皇位。

久而久之，朱元璋出现了典型的焦虑型神经症表现，如严重缺乏自信、疑心疑鬼、极度敏感、易生妄想等。为了缓解其焦虑，朱元璋以整肃朝廷命官及屠杀官民为乐，如他发明了廷杖的惩处手段，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没有人能维持人性尊严，很多人竟“立毙杖下”，没有杖毙者也落得一身残疾，被发往凤阳或其它边州远郡充军。仅到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光谪屯凤阳的官员就有一万多人。此外，朱元璋还开创(恢复)了许多惨无人道的刑法，如凌迟、刷洗、抽肠、剥皮，黥刺、阉割、挑膝盖、锡蛇游等等，其野蛮残暴程度超过了历代君王。

洪武十三年，朝廷发生了胡惟庸案件。胡惟庸本是开国功臣李善长的女婿，曾任左丞相。他在任期间结党营私，坑害异己，且贪污受财，图谋不轨，所以被朱元章诛杀，无可厚非。可朱元璋却借此行上下左右株连法，造成胡党大狱，延续十年，诛杀三万多人，其中包括二十多个功臣宿将全家人，也累及李善长全家被杀，宋濂全家被贬，宋濂本人也死在流放途中。

朱元璋对文人的猜忌也到了神经质的地步。浙江府学林元亮为人写《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之语，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在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语，朱元璋竟认为“光天之下”是喻自己是秃僧，“作则”是喻自己做贼，下令将两人处死。由此大兴文字狱，令大臣文人都小心翼翼，缄口不言，朱元璋却从中获得极大的心理满足！凡此种种都表明，朱元璋的心态极为扭曲，缺乏一代明君应有的胸怀。
因焦虑过分而人格分裂，根源在于朱元璋成就焦虑与皇位焦虑过度

朱元璋神经症的根源是成就焦虑和皇位焦虑。心理学对焦虑的定义是因社会因素而引发的忧心忡忡、忐忑不安和极度的紧张情绪。朱元璋的成就焦虑表现为他想遥比尧舜，建立一个绝对平等的社会，其中没有任何豪族和贪官污吏；朱元璋的皇位焦虑表现为担心朝廷要员会逐渐架空他的权力，甚至蒙骗愚弄他。这两种焦虑的交互作用，使得朱元璋长期生活在高度忧虑与紧张的亚健康状态下，性格日益偏执，终而达至人格分裂。

按理说，朱元璋由一个贫僧一跃成为一个庞大帝国的开国皇帝，他本该像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那样充满自信才是。但朱元璋的人格悲剧在于：他的急功近利做法必然会在现实中遇挫，对此他非但没有作自我批评，反而迁怒于属下，动辄杀人，株连九族，期望以严刑治乱世，到头来只能徒增挫败感。此外，朱元璋越老越自卑，他既不相信唐太宗的布衣宰相班子会善始善终，也不相信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可以令人高枕无忧。所以，臣下的成就越高，他的皇位焦虑也越高，这增强了皇权和相权的冲突，导致后来彻底废除相位。

朱元璋在洪武十年前后有一个明显的人格断带，俗称“性情大变”或“判若两人”。在心理学上，这是典型的人格分裂表现，它泛指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出现结构性转变。此时的朱元璋变得相当自恋，它突出表现为缺乏同感、刚愎自用、偏执冷酷。这与早年的朱元璋可谓大相径庭！

由此，朱元璋一生的焦虑走过了一个U字型轨迹——早年是生存焦虑，晚年是成就焦虑和皇权焦虑，它构建了朱元璋的一个个“心牢”，使他不断陷入庸人自扰的困境。与之呼应的是，朱元璋一生的处事方法也有一个U字型变化——早年用行伍做法消灭敌手，晚年也用行伍方法铲除对手，将所学到的仁、义、忠、恕等儒家治国理念尽抛九霄云外！
极强的精神防御机制支撑他以残酷手段铲除异己，动辄杀人过万

朱元璋一生采用冤狱的残酷手段铲除异己，动辄杀人过万，突出的事件有胡蓝党案、空印案、郭桓案等，杀的尽是他的袍泽旧谊。他怎么可以下得了手呢？对此，史学界难以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而就心理学而言，一个人无情杀人，必须要有极强的精神防御机制来支撑他。

所谓精神防御机制，泛指一个人减低内心焦虑、平衡内心冲突的努力。那么什么是朱元璋残酷杀人的精神防御机制呢？这既是史学界的疑问，也是心理学界的探索。史书载，朱元璋晚年严重失眠，时常起身夜观天象，探视二十八个星座哪个会犯天宫。而在洪武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间，朱元璋先是诛杀大将蓝玉，累及一万五千多人同死，后逼徐达食他所赐蒸鹅死去，再逼傅友德自杀身亡，又诬廖永忠偷穿龙袍下狱致死，连赋闲在家的冯胜也难逃死亡厄运。所以在短短的三年内，朱元璋就将当初随他一同打江山的剩余元老一一铲除。对此，史学界一向认为，这是因为朱元璋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所以加快了铲除功臣的步伐。

但我的大胆猜想是：朱元璋如此疯狂杀人，是因为那些年他夜观天象，发现天宫有犯，唯有诛杀功臣方可防患未然。所以，我大胆假设，朱元璋晚年疯狂诛杀功臣，是因为他坚信自己在秉承天意，替天行道，所以他下得了手！这是合理化思维的突出表现，也给了他杀人的勇气！如果事实真是如此，则朱元璋大肆诛杀臣下，不仅有人格扭曲的因素，也有迷信或心理暗示的作用，它充分为其残忍行为自圆其说！

“朱重八时期”与“朱元璋时期”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格

朱元璋的个人悲剧在于：当他充满自卑的时候，他尚有几分自信，而当他应感到充满自信时，他却尤感自卑。换言之，当朱元璋还叫朱重八时，他表现得相当的顽强、自信、礼贤下士、恢宏大度，纵然只是红巾军的一方将领，却已是众望所归；但自打朱重八改名为朱元璋后，他便越来越敏感、脆弱、刚愎自用、残忍凶暴。由此，朱重八与朱元璋可谓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格，是仁君与暴君的鲜明对比。这与其说是历代君王的政治权术或是皇权思想的作怪结果，倒不如说是朱元璋个人的人格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