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令人眼花缭乱的20世纪不免会引起一些思索－－为什么20世纪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如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预言的那样走向腐败和衰落，反而有所发展？为什么"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生存了七十年后幡然易帜，而且其后的俄罗斯八年之后仍未走出危机？"全球化"以来，传统意义的各国无产者没有见到团结起来的迹象而资产者却以各种形式联合起来了，这是为什么？作者尽量透过科技、经济、政策和制度等外层的硬壳，深入探讨问题的核心。并且，试图由此透视出，今后中国的走向不可避免地要对世界局势发生重大的影响。


如果用历史哲学的眼光去观察我们所在的星球所发生的时空变化，我们说，自从有了人类，从古到今，都是走在"全球化"的轨道上的。地理的、民族的隔离，只是我们这个星球在亘古时期的初始现象。人要存活下去，就要劳动、要生产、要迁徙、要打仗；在远古时期，人类社会便有了人群间的交流。黄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先战炎帝于阪泉之野，继战蚩尤于涿鹿之野，天下有不顺者，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迁徙往来无常处……讲的便是人与人的"交流"。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无非是人类的相互交往、组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或表现为某种不同文明的整合趋势的历史。这种"交流"随着时代的脚步，特别是到了近代，范围越来越扩大，在逻辑上就必定有"全球化"这样的人类社会现象。因此，"全球化"在历史哲学中是很容易解释的。问题是，只有当生产力和经济生活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并到需要冲破地理和民族界限的时候，人类对于地球才能逐渐打破地理的局限，有了整体的观念。

认识一般说来是落后于现实的。当哥伦布、麦哲伦、伽玛等分别向东和向西探索的时候，没有人认识到，他们的举动证明了地球是连成一片的。西欧用三百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天文革命到工业革命的历程，率先进入近代史期，把目
光投向世界的四面八方。科技、生产、市场的扩张力冲破了民族的界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各地区各民族在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的著名论点和将出现以"世界文学"代替地区文学的伟大预言，实质上已揭示了"全球化"进程是人类历史的必然趋势。从天文革命到工业革命是人类文明的一次飞跃；从工业革命推进到信息革命，是人类文明的另一次飞跃。在"地理大发现"五百周年的1992年，人们发现：无论其间出现了多少血腥的战争、多少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事变，地球，乃至宇宙是属于全人类的；人类文明的开发和更新不停顿地跨越国界，市场经济、信息网络文化，连同不断翻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不可抗拒地让世界各地的人靠近它们、认同它们、接受它们。总之，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到20世纪最后一二十年，人人都已能感觉得到了。

全球化是一种社会"进程"，不是一种社会"状态"，不是既成的"静态"（Fait accompli），而是社会发展的"动态"。全球化不是哪个人主观地所设计或制造出来的理性规划；它是自然趋势，是人力所不能抗拒和左右的。试问：谁能遏止市场经济打破民族界限，谁能阻止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从此地传到彼地？谁能限制"因特网"通行全球？现在我们常说"要与国际接轨"，"要走向世界"，"要改革开放"，等等，其间就有一个顺应"全球化"大趋势、大潮流的迫切必要性和必然性的问题。

全球化必定地从科技和经济开始；然而它必然地有它的人文伦理哲学基础。人类时代和社会的进步的基础是人的自由创造力，因此社会越前进，便当越充分地尊重和发挥人作为自由人的权利和创造力。不可能想像在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社会，竟然没有公民个人的尊严和人身政治自由。最近我国签署的有一百六十多个国家参加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公约》，就表明了人类本就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公认的伦理价值。然而不幸的是，对人的权利的尊重这种属于道德哲学的崇高理念，往往会受到人为的曲解和干扰，其中最常见的是同"外交"的斗争纠结在一起，成了国与国政治斗争的工具，致使它的自身价值和对社会的推动意义受到了污染和扭曲。

上面说过，"全球化"绝对不是一个设计完好的"理性蓝图"；它自身包含着种种悖论，这已是相当普遍的共识。所以，重要的不是急于对它作出"价值"判断，不是给它"打分"。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世界发展趋势；是全过程充满"二律背反"的大趋势。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论问题，就如康德说的："正是这个二律背反，把我从独断论的迷梦中唤醒，使我转到对理性本身的批判上来，以便消除理性似乎与它自身矛盾这种怪事。"但是，这种怪事是"消除"不了的；因此必须承认"二律背反"的长期性。没有"二律背反"的世界，今天极目所望还看不到影子。

"全球化"的悖论的表现和表述到处可见，与本书内容相关联的，是以下四个方面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