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是从什么时候产生的?

最佳答案 - 由提问者2007-04-15 18:03:42选出

魏晋南北朝时流行“清谈”，清末特别是洋务运动之后开始流行“清流”人物。
所谓“清流”，是当时官场中的一批言官，取法儒家传统，以刚正不阿、主持清议、议论时政、纠弹大臣出名。时人称作“今曰一章，明曰一疏，专事弹劾，遇事风生。贪庸大吏，颇为侧目。朝廷欲播讷谏图治之名，亦优容之。于是遂有清流之号”。
在光绪初年的政坛上，张之洞、宝廷、黄体芳、张佩纶是锋头极健的清流人物，合称“翰林四谏”。清朝晚期京师官场中的「清流党」，成员绝大多数出身翰林，身份极为清华，忠君爱国，议论朝政，崇尚气节道义，对贪官污吏口诛笔伐，铁面无情；在对列强的交涉中，力主强硬，反对妥协。
当洋务中人以识时务和不识时务为士大夫分界的时候，清流和清议同时在以攘夷和“苟安”为士大夫分界。这两种分界都曾牵引出种种题目，几经推演，几经衍发，遂使以洋务为内容的历史过程成为一个士大夫群体因纷争而分异的历史过程。清流和清议以攘夷为自觉意识。但作为一种已定的观念，攘夷和尊王一样，都是从儒学传统中延续而来的。所以，当日的攘夷虽是19 世纪的中国人对于外来逼迫的直接回应，而其旨义和理由则是历史里的中国人所旧有和固有的。然而西人张其焰以作成中国“千古未有之变局”，显示的是19 世纪的困厄于古无征，所以中西之折冲迎拒总是不得不与新知连在一起。与此成为对比的是，攘夷由儒学传统延续而来，守的都是义理。对于清流和清议的多数而言，这正是本来就熟悉的东西，而熟悉的东西总是用起来更顺手。因此由多数形成的人群大半不能入新知。
人们一般认为，“清流”政治上趋于传统保守，凡稍谈外交、识外情者，咸斥之汉奸大佞，痛诋不遗余力，是洋务派的主要对立面。然而，政治层面的实际运作远非如此，从李鸿章与张佩纶之间的六百多封通信看，他们在关于朝廷政治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刻的沟通。张佩纶曾对李鸿章说：“作清流须清到底，犹公之谈洋务，各有门面也”，他还说过：“ 论事必贵探源，果中朝士大夫有留心洋务者，条奏可考而知，条约可购而得。如今日之九列科道，一二清流外，半皆衰庸鄙猥，即令平议，不过署干木纸尾耳。” 读过张氏的这些信札，人们会看出，所谓“清流”，恐怕真的只是他的门面而已。
清流人物饱学善辩，喜谈国事，攻讦在位者不留情面又往往能击中要害，但几乎个个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只求文章作得痛快，却并不去考虑事实上办不办得通。当时的慈禧认为，清流人物可以做言官，也可以做学官，但不能做实事，更不能担当重任，因为他们不懂得现实世界与圣贤经典之间的差距有多么大，也不知道“闭门造车易，出门合辙难”的道理。严格地说，他们都不是稳重成熟的务实干员。只有张之洞，有清流之长而无清流之短，是“清流”中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马江之败是前清流趋于沉寂的转折点。近代中国的不幸不是言官太多，而是具备实际操作能力的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太少，国家尚未从封建专制中挣脱出来，综合国力无法同发达国家抗衡。当然，书生典兵，本来含有以文制武，防止军人专权的政治考虑，其在中法战争中的实际运用，却是慈禧太后调整政治格局的一条计谋。中法战争的外部结果，是中国失去了对越南的宗主权，从本国政坛的变化看，则是以恭亲王奕訢为首，包括李鸿章在内的全班军机集体下野，和清流健将们的铩羽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