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在地方官刻中享有盛名的是什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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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刻是指中央各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所刻的书。明代在地方官刻中享有盛名的是“藩府本”。

藩府本是明代地方官刻中最有特色的一种，也称“藩刻”。明初，太祖朱元璋将其太子以外的二十四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到各地，历朝沿袭，形成分封制。这种作法，和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的本意并不相符，并由此酿成“靖难之变”，但对明代刻书业，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明朝廷对藩王在政治上的管制相当严厉，太祖朱元璋时就申明“惟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朱棣取得帝位后，进一步消除藩王的权力，使之成为位望虽然尊崇却绝不允许觊觎政治的特殊阶层。但藩王之国，国家例有厚赐，使其可以姿情享受珍宝盈于后堂，美女充于下陈的生活，同时赐与大量图书，以陶冶其性情，消除其政治上的野心。藩王又可凭借自己的特殊地位，广罗珍籍善本，使收藏日丰。如周藩定王橚的六世孙朱睦楔，家藏书四万余卷，所编《万卷堂书目》十六卷，庋藏之富，绝非一般的私人藏家可能比。明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就说：“海内藏书之富，莫先于诸藩”。丰厚的物质条件，珍本善本盈于鄴架的藏书，养尊处优，饱食终日而无所事事，使不少藩王沉溺于读书、写书、刻书中，其既可自娱，又可扬名，且能免除朝廷猜忌，实为一举多得，遂使藩府刻书蔚然而成风气。有明一代，始于洪武，迄于崇祯，与大明王朝相始终。
　　藩刻本因遭明末战乱，多有亡佚，现存不过一百余种。张秀民先生在《中国印刷史》中考之于诸家书目所得，不少于五百种。超过了中央官刻的内府、经厂本和监本。就刻家而言，据叶德辉《书林清话》和诸家书目所记，有四十余府。较著名的有秦藩朱惟焯、宁藩朱权、徽藩崇古书院、晋藩志道堂、崇藩宝贤堂、辽藩梅南书院、郑藩朱载堉、沈藩朱载塨、韩藩朱范址、潞藩朱常淓、赵府居敬堂、益藩乐善堂、唐藩朱芝址、周藩朱有燉、蜀藩朱让栩以及德藩、伊藩、汝藩、肃府、山阴王、弋阳王等。
　　从刻书内容上看，为了免除朝廷猜忌，藩刻本中少见有兵书，为政治要方面的书亦仅有《贞观政要》等寥寥数种，绝大多数为经史文集、字书小学、戏曲乐律、诗词曲集、五行杂著亦即琴棋书画、炼丹养生一类只谈“风月”的消闲怡情之作。其中不少作品，都是中央或地方政府机构所不屑刻的，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明代官刻图书的种类。
　　从藩府也是私邸而言，藩府刻书实际上兼具官刻和私刻两种性质，既不同于纯粹的官刻易流于例行公事，又不同于坊刻志在牟利，故对刻书质量尤为重视。不少藩王远离政治，潜心学问，卓有所成，王府中亦不乏饱学宿儒，加之资金足备，家藏宋、元善本可用作刻书底本或用于校勘，刻书的优越条件无一不具，故藩刻本中颇多佳构。如郑藩朱载堉，就是明代著名的音律学家、数学家，并在计量学、物理学、天文学领域卓有贡献，被誉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所著《乐律全书》、《图解周髀算经》、《嘉量算经》、《问答》等书，皆由其藩邸自刻。宁藩献王朱权，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明诗综》称其“博学好古，诸书无所不窥，凡群书有秘本，莫不刊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宁藩书目》一卷，称“初，宁献王朱权以永乐中改封南昌，日与文士往返，所纂辑及刊刻之书甚多。……所载书凡一百三十七种，词曲院本，道家炼度斋醮诸仪俱附也”。清初学者钱谦益也称他“博学好古，诸书无所不窥，凡群书有秘本，莫不刊布”，是刻书诸藩中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如嘉靖年间晋藩所刻总集，万历年间吉藩所刻诸子，崇祯时益藩所刊《茶书》二十一种，当时即享誉海内，被称为藩刻本中的三大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