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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已解决问题最佳答案 - 由提问者2007-05-04 14:35:25选出
陈嘉庚
陈嘉庚(1874—1961年),又名甲庚,字科次,著名爱国华侨领袖、教育事业家。
清同治十三年九月十二日(1874年 10月 21日),陈嘉庚出生于福建同安县仁德里集美村。9岁人读南轩私塾,17岁赴新加坡协助其父经营米店。不久,其父破产,陈嘉庚独立经营后首先偿还父亲的全部债务,获得良好信誉。此后事业顺利。在新加坡,陈嘉庚最早引进橡胶并进行大面积种植,首先加工橡胶制品并投人大规模工业生产。同时兼营菠萝用头厂。又把业务拓展到泰国、马来亚及厦门等地。鼎盛时期开办30多家工厂,100多间商店,垦植橡胶和菠萝园 15000多英亩,雇佣职工32000多人。民国 14年(1925年),他已成为东南亚的“橡胶大王”,著名的大企业家,百万富翁。
陈嘉庚致富后首先想到的是兴学报国。他说:“国家之富强,全在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于教育,教育是立国之本。”早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他就捐献2000银元,在家乡创办惕斋学塾。民国3年3月创办集美高初两等小学校,此后又相继创办女子小学、师范、中学、幼稚园、水产、商科、农林、国学专科、幼稚师范等,并逐步发展,在校内建起电灯厂、医院、科学馆、图书馆、大型体育场。在昔日偏僻的渔村里建设起举世闻名的集美学村。民国8年,他开始筹办厦门大学,认捐开办费100万元,常年费分12年付款共300万元,而当时他所积存的资产也仅400万元。民国10年4月6日,厦门大学在五老峰下正式开学,设师范部(文、理两科)和商学部。到民国25年,厦大已发展到文、理、法商3个学院9个系,成为当时国内科系最多的5所大学之一。民国26年陈嘉庚因企业破产,无法负担厦大经费,才请国民政府收为国立大学。在承担集美、厦大两校庞大开支的同时,陈嘉庚还于民国10年联络新加坡华侨,组织同安教育会,支持同安县创办40多所小学。民国13年,陈嘉庚把同安教育会改为集美学校教育推广部,至民国24年,先后补助本省20个县市的73所中小学,补助总额达193227银元,全部由陈嘉庚承担。在侨居地,陈嘉庚竭力倡办华文学校,曾任新加坡道南学校总理。民国4年在新加坡捐资创办崇福女校,民国8年又捐资3万元创建南洋华侨中学,后来又捐40多万元作为该校基金。民国36年3月,创办南洋女子中学。
华侨史上有一个光辉的名字,永远铭刻在千百万华侨心中,受到祖国人民的尊敬和怀念。这个人,便是毛主席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他“为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著名的实业家、企业家
陈嘉庚1874年10月21日生于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现属厦门市)的一个华侨世家。曾祖父陈时赐兄弟五人中有两个出洋定居。父亲缨纪(又名杞柏)远渡新加坡开了一家米店。大伯父缨节和二伯父缨酌也出过洋。
陈嘉庚17岁(1891年)渡洋前往新加坡谋生,起初主要在他父亲经营的顺安米店服务,共做了13年,直到1904年,他集资7000多元(叻币,下同)创设菠萝罐头厂,号称“新利川”;时隔不久,又接管了一个也经营菠萝罐头厂的日新公司。在三个月内两个厂获利共4万元。
当时,橡胶第一次从巴西移植到马来亚,他即用2000元购了种子,播种在菠萝园中,进而大面积种植,到1925年,他已拥有橡胶园1.5万英亩,成为华侨中最大橡胶垦殖者之一,被称为新加坡马来西亚橡胶王的四大开拓者之一。之后他开办橡胶制品厂,生产橡胶鞋、轮胎和日用品。先后在国内各城市、南洋和世界各国大埠设立分销店100多处。他还经营米厂、木材厂、冰糖厂、饼干厂、皮鞋皮厂等,厂房达30多处。鼎盛时期(1925年)营业范围远及五大洲,雇佣职工达3万余人,资产达1200万元(叻币,约值黄金百万两)。
他首创橡胶制品大规模生产,促进了侨居地民族工业的发展;他开辟了橡胶制品和其他制品直接输出的国际市场,在华侨中第一个打破英国垄断资本的垄断局面;他还培养了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和技术人才。
后来因日本胶制品在东南亚削价倾销,加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他的企业如江河日落,终于在1934年全部结束。
他身居异邦,心怀乡国,经营实业,不谋私利,立志竞争义务,报效祖国,以尽国民天职,故积资千万,全部用于兴学等公益事业,不遗子孙财产。
名副其实的教育事业家、教育家
陈嘉庚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实业家,也是一位毕生热诚办教育的教育事业家、名副其实的教育家。他一生生活俭朴,但兴学育才则竭尽全力,十分热心。他办学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毅力之坚,为中国及世界所罕见。
陈嘉庚说:“民智不开,民心不齐,启迪民智,有助于革命,有助于救国,其理甚明。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是提高国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不管什么时候都需要。”本着上述办学目的和动机,他不惜倾资办学。
1913年,陈嘉庚在家乡集美创办小学,以后陆续办起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校共十所;另设幼稚园、医院、图书馆、科学馆、教育推广部,统称“集美学校”;此外,资助闽省各地中小学70余所,并提供办学方面的指导。1923年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批准“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集美学村”之名就是由此而来。规模这样宏大,体系这样完整的“学校”,全国还找不到第二个。
1921年陈嘉庚认捐开办费100万元,常年费共300元,创办了厦门大学,设有文、理、法、商、教育,五院17个系,这是一所华侨创办的唯一大学,也是全国唯一独资创办的大学,于1921年4月6日开学,陈嘉庚独力维持了16年。后来世界经济不景气严重打击华侨企业,陈嘉庚面对艰难境遇,态度仍很坚定地说:“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他把自己三座大厦卖了,作为维持厦大的经费。
陈嘉庚在解放后,不余己力,扩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亲自指挥工程进展,检查工程质量,群众称他为“超级总工程师”。
陈嘉庚倾资兴学,他希望有志之士,闻风继起,振我中华,故虽企业收盘,仍多方筹措校费,艰苦支撑,百折不挠,估计他一生用于办学的款项,约达美金一亿元以上。在他的倡导下,许多华侨纷纷捐资兴学,蔚然成风,影响极为深远。
陈嘉庚不仅是一个教育事业家,而且不愧为一个教育家。在长期办学的实践中,形成了他的教育思想:第一、他提倡女子教育,反对重男轻女。大力倡办女子学校,让女子能上学,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开了风气之先,是难能可贵的;第二、强调优待贫寒子弟,奖励师范生。他反对办学分贫富,尽力帮助贫寒子弟上学。同时,他非常注意师范生的培养,严格选择和物色师资人才,对于好的加以奖励;第三、讲究教学质量,注意全面发展。陈嘉庚从办学开始,就一直注意“德、智、体三育并重”,强调全面发展;第四、主张“没有好教师,就没有好学校”,强调要确立教师在学校的主导地位,他认为要办好学校,关键在于领导和教师,“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要提高教学质量,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选教师”,因此,他十分重视选择校长和教师;第五、为了振兴实业,培养生产技术人才,倡办职业技术教育;第六、要求普及教育,并订下同安“十年普及教育计划”,设立同安教育会和教育推广部。他为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
陈嘉庚为集美和厦门大学兴建数十座雄伟的高楼大厦,自己的住宅却是一所简朴的二层楼,既小且暗,办事不便,但他十分怡然。他的生活艰苦朴素,自奉菲薄。床、写字台、沙发、蚊帐等都是古老的。外衣、裤子、鞋子、袜子全都打补丁。他家有数百万财产,晚年却为自己规定低的伙食标准即每天五角钱,经常吃番薯粥、花生米、豆干、腐乳加上一种鱼。他身体力行的座右铭是:“应该用的钱,千万百万也不要吝惜,不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要浪费。”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陈嘉庚早在1910年就参加同盟会,募款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民国成立后,他一再反对日寇侵略,筹款救灾抵制日货,导致工厂被焚,亦在所不惜。“七七”抗日军兴,他在新加坡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首先把南洋各属1000余万华侨组织起来,他被选为总会主席,华侨领袖地位从此确立。陈嘉庚的最大贡献是募集巨款援助祖国的抗战。就1939年来看,他募集的抗战军费为国币18亿元,华侨汇祖国之款11亿元中捐款约占10%。南侨总会抗战义捐约国币5亿元,主要是依靠群众用各种方式劝募。1940年他率领南侨慰劳团回国视察各战区。访问延安时,所见所闻,综合观感,认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希望,表示衷心拥护。1942年,日寇攻占新加坡,他被迫避难印尼,在这期间,陈嘉庚作了自称“俚句”以明志的述志诗,有四句这样写道:“爪哇避匿已两年,潜踪难保长秘密,何时不幸被俘虏,抵死无颜谄事故”。他搞到一小包“氰化钾”藏在怀里,随时准备以身殉国。表现了他崇高的民族气节。1945年日寇投降,他安全回到新加坡,受到500个社团的联合欢迎。同年11月8日,重庆团体举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给他高度评价,称他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毛泽东对他的评价成为历史性的评价;周恩来及王若飞的祝词:“为民族解放尽了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尽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传诵于海外。
陈嘉庚先生忠公谋国,无私无畏,当国民党当政之时,他反对汪精卫对日言和,斥汪为汉奸卖国贼,后又反对蒋政权贪污独裁,致电美国总统,抗议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并公开声明不承认伪总统和美蒋条约。
1949年,他应毛主席电邀,回国出席全国政协,参加开国大典。他看到伟大祖国站立起来了,决心定居祖国,为祖国建设服务。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已耄耋高年,驰驱祖国南北大地,舟车劳顿,席不暇暖,致力于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对推动华侨爱国大团结、鼓励华侨支持祖国和家乡建设起到积极作用。他生前叮嘱“把集美学校办下去,把300万元存款捐献给国家”,并一再呼吁祖国统一,弥留之际还对台湾的回归深表关切,体现了一个爱国者的赤诚之心。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先生在京病逝。“陈嘉庚先生治丧委员会”由周恩来总理担任主任委员,丧仪极为隆重。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亲自执绋,廖承志在追悼会上致词。陈毅在吊唁的时候激动地说:“陈嘉庚先生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作为华侨领袖来说,他是一个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追随革命,善始善终,值得后人学习。”8月15日首都各界举行公祭,公祭结束后,灵柩南运,专车经过的许多城市,当地党政部门和归国华侨都到车站献花圈致祭,最后在集美鳌园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陈嘉庚先生永息在鳌园中。
陈嘉庚先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不仅中国内地人尊敬他,而且华侨和海外华裔也尊敬他。他的精神在海内外都将永远放光芒。
提问者对最佳答案的评价
不愧为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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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奕住
黄奕住是印尼著名的爱国华侨企业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于1868年出生于福建省南安县金淘区楼下乡。祖先世代在家务农,家境贫寒。因此,他自幼即失学,协助父母种田。12岁时,他开始从师学习理发手艺。 当时的旧中国,在满清王朝的腐败统治下,加上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广大农村自然经济逐步解体。生灵涂炭,农民生活陷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因此,1884年,黄奕住抱着出外谋生闯世界的想法,随母亲们一起出洋,先到了新加坡,不久又流浪至印尼苏门答腊岛的棉兰市,最后,移居到中爪哇的三宝垅市。他到三宝垅之初,人地两生,语言不通,幸得一些同乡之助,在街头巷尾设一流动理发摊,夜间则借宿在一间妈祖寺庙里,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当地华侨称他为“剃头住”。
三宝垅市是中爪哇的首府,地处爪哇岛的中心。它不仅是首都巴城(现在的雅加达,地处西爪哇)和东爪哇首府、主要商港泗水市之间的交通贸易联络中心,而且本身亦有良好的港口,成为爪哇岛内外贸易、特别是中爪哇各种土特产品的主要集散地。黄奕住从事理发业,使他有机会与当地社会的下层人民及华侨进行广泛的接触与交往,从而学习掌握了当地爪哇语言,了解及熟悉了不少的民情及风俗习惯。经过几年刻苦耐劳、勤俭节约的工作及生活后,他积蓄了一点钱,在一位老华侨魏嘉寿(后来曾被聘为三宝垅中华会馆顾问)的同情及协助下,他借了一些钱作为资本,改业从商,充当肩挑小贩。他每天清晨肩挑各种日用小杂货及食品,走街窜巷,或到附近村镇叫卖。当时广大乡民及华侨劳动生产收入低下,因此,他采取了薄利多销、以货易货(乡民用当地农副土特产品换其日用生活品)或替他们代购、代售等便民措施,从而逐步取得了不少乡民及华侨的好感和信任,买卖有所发展。两年之后,适逢三宝垅市政府将佐哈尔广场开辟为自由市场,并在市场内建起摊棚点,修建摊棚的费用为1800盾,每位租赁摊位的商人出资65盾,黄奕住此时也用多年积蓄在该市场租了一个固定摊位,继续经营日用食杂及土特产品。由于佐哈尔市场地点适中,1890年即已发展成为与另一个叫贝达马芝的市场并驾齐驱的著名贸易中心。1898年,该市场已有240个摊点。绝大多数是华人经营的。黄奕住在其妻蔡缰的辅佐下,起早摸黑,通力合作,精心经营,生意取得较好的发展。不久,他将摊位扩展成一家正式商店。随着生意的经营发展,黄奕住买了一辆马车,经常亲自驾驶到附近村镇地区收购廉价土特产及推销商品。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爪哇地区的甘蔗种植业及制糖业进一步发展。附近的莫佐(Modjo)、塞达尤(Sedajoe)、卡巴拉(Tjapala)、卡里翁姑(Kali Woengoe)、泽比灵(Tjepiring)和格穆(Gemoe)等地生产的甘蔗糖都运往三宝垅销售,而后有的转口输出至欧美各国。中爪哇地区成了世界主要制糖及销售糖业的中心之一。黄奕住以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经营糖业的发展前景,因此,1895年后他即以经营糖业为主。从1895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爪哇糖价维持在100公斤售价10盾至12盾左右,比较平稳,黄奕住以较低廉的价格向各中小榨糖者收购后,批发转售至爪哇及印尼各地,并组织输出至新加坡及欧美各国,获得可观的利润。1910年,随着其事业的发展,原有的店面已不敷应用,因此,他在三宝垅繁华的商业街中街购置了一座较大的店屋,并正式成立了“日兴行”,雇用了中外文薄记及一些店员。此后,随着糖业经营的发展,他先后在巴城、泗水、棉兰、巨港、八加浪岸及新加坡等地设立了分行。这期间是黄奕住在商业上取得第一次重大发展的时期。据有关资料记载,至1914年,他的总资产已达300万盾以上,他的名字已被编入《世界商业名人录》中了。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尽管爪哇离战区较远,干扰不是很大,但由于战争及交通等关系,不少糖商担心欧战影响输出,犹豫观望。黄奕住以过人的胆识,雄厚的资金,乘势继续收购了大量的蔗糖。1913年和1914年糖价每百公斤售价为11.66盾和12.1盾。但1915年至1917年,由于战争影响供应,欧洲各地糖价大涨,陆续涨至16.33盾、18.22盾和18.34盾。因此,这几年间黄奕住的“日兴行”又获得相当丰厚的利润。1917年中,欧战已进行了3年,各交战国损失惨重,英、荷等国政府将许多货船征召回国使用。结果,爪哇各地蔗糖及其他土特产一度无法输运出国,当地官、私营仓库蔗糖堆积如山,糖价一度狂跌。一些华商因遭到严重损失而破产。同年6月12日,黄奕住的“日兴行”和黄仲涵的“建源公司”等十多家大糖商在中华商会召开会议研究对策,决定组织一个糖业股份公司,共度难关,公司资本为1000万盾,部分向荷兰商业银行贷款。但由于荷兰商业银行代表乘机提出了苛刻条件,华商没有同意,结果公司没能组成。黄奕住和华侨糖商们团结一致,连续举行了13次会议,制订了一些协作措施参考资料
http://baike.baidu.com/view/54288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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