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她们出门时免受一些壮年男子的追逐。梭伦定律法为公元前５９４
年，他创设国家妓院大概也是在这一时期，而管仲相齐在周庄王十九年，即公元前６８５年，死于周襄王齐七年，即公元前６４５年，管仲创设国家妓院至少比梭伦早５０年左右。
管仲是个大政治家，他创设国家妓院并不是为了淫乐，也不是异想天开，而是有一些政治和经济目的的：
第一，为国家增加收入，置女市收男子钱入官，即后世所谓“花粉税”、“花粉捐”。所以清朝的褚学稼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
第二，缓和社会矛盾，即一方面不要使许多男子有无处发泄性欲的苦恼，另一方面使大量女奴隶得以适当安置。如《韩非子·外储》说：“桓公见民行年七十而无妻，以告管仲。对曰：‘臣闻上有积财，则民必匮乏；宫中有怨艾，则民有老而无妻者。’桓公曰：‘善。’令于宫中女子未尝御者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子年十五而嫁。”这一来，使社会上有些男子无妻的矛盾缓和了。同时，当时桓
公称霸，在征战中俘获他国女子很多，国内还有些罪犯女奴隶，把她们安置在妓女中，可进一步解决社会上一部分人的需要。
第三，吸引游士。当时各国诸侯争雄，齐国要称霸，必须网罗人才，用游谈之士，管子相齐，已开布衣卿相之局，可是这些游士大都是生活放荡不羁的人，喜爱妇人与醇酒，于是开设妓院就成了吸引他们的一种手段。燕太子丹也有类似的做法，他为了招揽人才，吸引游士挑了一批美女安置在旅馆中，每有宾客经过，就派这些美女招待、侍宿。
第四，供齐桓公娱乐。齐桓公好色，宫中的妻妾玩腻了，还要出来寻求刺激。《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说：“桓公之伯也，内事属鲍叔，外事属管仲，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市”，就说明了齐桓公好冶游。管仲创设妓院也有投齐桓公所好的成分。
管仲创设妓院以后，各国纷纷仿效。对有些国家来说，还利用妓女来制服强国，亡其宗社，妓女的力量真比十万雄兵还大。后世的所谓“美人计”、“色情间谍”，可能源出于此。例如，《韩诗外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秦穆公问内史王缪说，人们说“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现在西戎有大臣由余，是个圣人，对我们构成很大威胁，该怎么办？王缪说，西戎处偏僻之地，没有见过中国的声色，你要送女乐给他们，使他们沉湎于声色，其政必乱，他们的臣下就会和君主疏远了，不能发挥作用了。于是秦穆公送西戎女乐二列，戎王果真耽于声色，不理政事，国力和兵力都大大削弱，由余多次进谏无效，就离戎去秦。秦国为了争取这个能人，派公子迎接，拜为上卿。这一来，秦国国力大大增强，扩张了领土，“并国十二，辟地里”。《史记·孔子世家》上也讲了一件类似的事：齐国人说，孔子在鲁国任职，鲁国一定会强大起来，我国近鲁国，一定会受侵害。于是有个叫犁且的人出了主意，选了８０个美女，“皆衣文衣而舞唐乐”，还有３０匹好马，送给鲁君，鲁君沉溺于此，长期不理政，于是孔子失望而离鲁，鲁国遂弱。
此外，还有晋献公赠虢女乐以荧其心，乱其政；郑赂晋侯以女乐，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郑遂得以保全；越王勾践和吴国交战，连年用兵，军士长期离家，勾践为了稳定军心，提高士气，就输送了一批妇女到军队“慰劳”，这是管子“女闾”的变相，汉代“营妓”的先声。
以上这些情况，可以说都属于“官妓”的性质。以后，随着商业的繁盛、都市的兴起和井田制的被破坏，妇女流落为妓女的日益增多；而在战国时期社会通用金属货币，使嫖娼更加简易化了，“私娼”就蔓延开来了。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中指出，在战国时“媵”制（一个女子出嫁，有几个女子相随而嫁的，叫做“媵”，此风起源甚古，在春秋时还盛行。）已消灭，人们不得不另觅纵欲途径，这是娼妓兴盛的“最大原因”。但是，看来这个“最大原因”还是要到经济发展中去寻找。对此，古书多有记载。如《汉书·地理志》说：“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则弹弦跕躧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史记·货殖传》说：“越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屐，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从这个时代开始，娼妓问题贯穿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贯穿在中国的整个性文化中，直到今日。现代社会中有些女子，千方百计地以色相勾引男子，为了“奔富厚”，不择老少、不远千里地外出卖淫，和两千多年前《史记·货殖传》的那段描写，是何等相象啊！
第六节 同性恋的最初记载
同性恋是在世界范围内、古今历史中一种重要的性现象。这种重要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的散布面极广，古今中外不论在哪个文明的阶段里，都有它的重要地位；第二，人数很多，根据现代性科学分析研究，同性恋者约占世界总人口的２％至４％，以此推断，则有一亿至二亿人左右；第三，许多著名人物都有过同性恋的经历。
在形形色色的性现象中，同性恋是很能表现出文化因素的影响的。在许多未开化和半开化的民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