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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6月25日，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4名涉毒罪犯验明正身后准备押赴刑场枪决　李鸣钟/图



2004年6月，来自广西各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进行模拟注射死刑的演练　李军/图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潘晓凌 发自成都

　　学者称，全面废止枪决的条件已经成熟

　　3月11日，成都。一个封闭的室内，“医生”将针头准确无误地扎入“病人”的静脉血管，进入体内的“药水”在两分钟内，结束了三名死刑犯的生命。

　　这三个人，生前因各种原因杀害了他们的亲友。

　　如果行刑提前11天，终结他们生命的会是几枚冰冷的子弹。

　　建国后，枪决一直是中国统一的死刑执行方式。1979年作为执行死刑的惟一法定方式，枪决被正式写入刑法。1996年，新刑诉法补充加入注射作为死刑方式之一。

　　作为首座试点城市，1996年昆明为四名死囚执行了注射死刑。目前，云南、成都、太原全面废止了枪决，另有多个城市计划今年内全面推行。

　　从枪弹到针头，中国刑罚的人道进步在悄然加速。

　　刑场归来不敢喝粥与蛋汤

　　旁观死刑犯的公判大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集体记忆。

　　死刑研究学者刘仁文对二十多年前目睹的一个场景记忆犹新：一个被捆绑的女囚，脖子上挂着写有名字、打了红叉的木牌，在敞篷卡车上沿当地主干道游街示众一圈后，押往宣判大会会场。下车时，女囚被武警用力一拽胳膊，直接从车上跌滚下来。

　　1984年，全球已有87个国家废除了死刑。其时，联合国敦促仍延用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后，应以尽量减轻痛苦的方式执行”。

　　彼时的中国，“严打”正酣，盛行运动式执法。

　　死囚们在数量庞大的围观者面前接受公判后，直接被拉往刑场执行枪决。对中国北方一些普通百姓而言，枪决死刑犯的作用不仅是政府所宣称的“威慑犯罪，安定社会”：一些人将死刑公告下角的法院公章抠下，缝进体弱多病者的衣服里，以驱邪扶正。

　　1997年6月初，成都禁毒日集体宣判大会因香港回归而提前。成都某高校刑诉法副教授绉宇(化名)目击了当时的枪决现场。

　　刑场设在成都东郊，两个篮球场大小的空地。十余名死刑犯一字排开，各自面向一个小土坡。持枪的武警上前，在半米开外对准犯人脑袋。

　　枪响，子弹穿透后脑，飞出脸部，溅入土坡。

　　“有两名死囚倒在土坡上时还在挣扎，武警立即上前补了一枪。”绉宇仍然记得，法医验身后，书记员一一记录“×××，×弹毙命”。

　　根据刑诉法对死刑执行的程序规定，指挥执行的审判人员，对罪犯应当验明正身，讯问有无遗言、信札，然后交付执行人员执行死刑。执行死刑后，在场书记员应当写成笔录。法院会将执行死刑情况报告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死刑后，法院通知罪犯家属。

　　“死刑犯和执行者好像一下子互换了角色。”绉宇说，从那刻起他坚定地反对死刑。

　　从枪决刑场回来后，绉宇和许多刚上岗的行刑法警一样，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喝粥和蛋汤，这会让他们想起四溢的脑浆。

　　1996年“严打”高潮过后，宣判大会规模逐渐缩小，次数也开始减少。此外，无罪推定、少杀慎杀等法治理念的普及，剧场式的宣判景观与行刑场面，渐渐退出日常生活。

　　“贪官的最后特权”？

　　1996年3月，首座试点城市昆明为四名死囚执行了注射。作为一种隐秘的执行死刑方式，注射陆续通过解密性的新闻报道，或坊间的传说版本，间接进入公众视野。

　　曾目睹过注射行刑的一名法官告诉本报记者，被固定在执行床上的犯人，“眼神像临终前的病人一样安静”。注射数秒后，电脑显示屏上的脑电波停止了跳动，变成几条毫无生气的平行线。

　　注射全程让这名法官肃然而生“专业感”，因为这“不再是对一个有疼痛感的肉体行刑，而是对一个拥有所有权利的司法对象，依法剥夺其生命权”。

　　据媒体披露，注射行刑共分三步进行。执行法警首先将死囚固定在注射床上，像平常给病人打点滴一样，将针头扎入死刑犯的静脉血管。这项工作一般由经过专门培训的法医担任；接下来是注射药品，分别为“1号药”和“2号药”，待执行号令一发，执行人员手按“注射键”，两种药水相继注入死刑犯体内。最后，由法医根据心跳、呼吸等来确认罪犯死亡。注射全程不超过两分钟，并伴以轻音乐为背景。

　　3月1日，成都中院全面推行注射死刑，这让周建中感到兴奋。这名有14年从业经历的前缉毒刑警，对毒贩曾恨不得“拉出去毙了”。改行做刑辩律师后，在死刑短期内无法废除的情况下，他赞成“至少能让他们有尊严地死去”。

　　让这位律师颇感欣慰的是，他代理的一名女毒贩经其帮助，得以注射方式终结生命。

　　32岁的女毒贩名叫李华，携枪贩毒43公斤，在狱中不停地哭泣和写诗。周建中清楚地记得，得知通过注射申请时，她说了句，“可以走得诗意一些了”。

　　西部某高院刑庭的一名法官透露，对于执行注射死刑，院里并无成文标准，而是在实践中倾向于对主观恶意大、社会危害性大的暴力犯罪，采用枪决，毕竟“不能不考虑公众尤其是受害者家属的反应”。

　　在全面采用注射执行之前，“走得诗意”始终是少数人的幸运。

　　周建中代理的绝大多数死刑案件，最终仍是被送上枪决刑场。他曾为一名死囚申请注射未果。死囚被枪决后，他陪其父到法院领取骨灰，老人当场哭得失去知觉。

　　注射的“轻松”，仍然挑战了一些人的思维。据媒体报道，曾有市民致信昆明中院，称“对罪大恶极的死刑犯来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样的死法，太便宜他了”。一名癌症患者甚至向昆明中院索要药剂配方，求痛快一死，遭拒后，病人愤然说道：“你们宁对死刑犯仁慈，却不愿成全一个病人！”

　　注射刑一度还被理解为“贪官最后的特权”，媒体报道中注射刑多适用于中高级官员，如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沈阳市原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等。对此“死亡面前人人不平等”的现象公众一直表示质疑与批评。来源：南方周末

太原市中院将全面实行注射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