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悲剧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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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煜词中的悲苦与忧患

所谓悲苦，据佛教典籍载，佛祖释迦牟尼端坐菩提树下悟出佛理，即成为佛教基本教义的“四谛”“十二因缘”。而“四谛”之首即为“苦谛”，认为世俗世界的一切其本性均是“苦”。认真考察，自有人类以来，人们为抵御自然，获得生存的基本权利就不断地在与自然进行对抗和斗争，就生命个体而言，则是由于自身心灵的困惑、烦恼、挣扎、现实与理想之间不可调和的差距所致，所谓“生老病死爱别离苦”，“求不得苦”即人们有所欲求而得不到满足的痛苦。而李煜的个性、气质、信仰、追求以及登帝后所必须面对的现实和担当的责任无疑更加剧了其生命意识的悲剧色彩，并随之渗透到他的词作中。

对于忧患，徐复观先生曾指出，忧患是因当事者发现了得失成败与自身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忧患正是这种责任感下要以己力突破困难而尚未突破时的心理状态。所以忧患意识乃是人类精神开始直接对事物发生责任感的表现，也即精神上开始人的自觉的表现。〔6〕而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就有学而终为治国安家平天下的济世宏愿。因而对自身（“小我”）的关注就相对淡漠，而更强调追求实现国家民族的宏大伟业（也即“大我”）。这种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增强的自觉与未能真正参与其中去实现理想的巨大的心理落差又进一步加剧了其忧患心理。纵观中国文化思想史，忧患意识几乎代表了中国圣哲志士的共同心理，并逐渐积淀为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道德意识和文化情结。正可谓忧患的心态始终“笼罩着中国思想者，弥漫了整个中国文化史。”〔7〕李后主作为其中的个体自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因其独特的地位，即作为一国的领袖人物，他所担当的重任要求他时刻以国家黎民为己任，而对他自身的个性而言，这种太过沉重的担当无疑又是超负荷的。这就决定了他矛盾彷徨、忧郁悲苦的思想情态，而词则成为他用以宣泄寄托这种情绪的最佳载体。

论述后主词中的悲苦与忧患，人们大多只看到了后期（亡国后）而常常忽略了前期的作品。其实，这一意识在李的前后期作品中都可以寻觅到。但众多的词学理论家习惯将李煜的生平分为两个（亡国前后）或三个时期（从其出生公元937——961年即位；962——975年，即从即位到其39岁亡国降宋；976——978年亡国入宋至去世。）〔8〕（P369）由此，便将后主词的写作时间作了一个主观的假设推定，即凡是表现悲愁哀苦主题的便被冠以李煜亡国后所作，而将那些描写宫廷生活、少女伤怀等内容的作品一概视作李煜前期的作品，即亡国前的作品，甚而由此得出，他前期的作品表现的是帝王奢侈糜烂的生活，大多格调不高；而亡国之后的作品由于受生活的影响，国破家亡的重创，思想有了较大的转变，体现了高超的艺术技巧和深刻的思想主题。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对李煜生平进行分期，再在这一分期的基础上对其作品进行研究，确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其一，通过这样的分期能够使研究者和一般读者从宏观上对后主词作有一个清晰的脉络；其二，便于凸现不同时期，后主不同的思想情态以及对其创作的影响；其三，通过分期还能相对完整地构架一个研究体系，从而使以后的研究能够在这样的框架下顺利展开，能够将复杂，凌乱的问题系统化简略化，更便于研究。但是，这样的分期和研究也存有一些有待探讨的问题。例如，因为有了这样的分期概念，容易给研究造成一种思维定势。用作品内容去还原写作时间，或者用写作时间去解读作品。这样必然会缩小作品的阐释空间，甚而遮蔽住作品的思想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