岷江上游羌族原都是不信奉喇嘛教的，而是崇信巫术，崇拜白石。即如居住在西康高原的那些羌族部落，他们被吐蕃征服后，被吐蕃用政治压力强迫他们奉教，仍有东女等部落的羌民世代与之反抗，历二百年，逃避到大唐境界来。他们（西山八国）到岷江上游区域定居后，不过五十年，西藏已经毁灭佛教，禁止传播了。所以除被吐蕃占领过的岷江上游地区，受到喇嘛教的影响外，其他一些唐朝保护下的羌族地区，喇嘛教尚难以传播。今茂汶羌族自治县地区内的羌民，在唐代未曾有信奉喇嘛教的。

　　岷江上游地区的羌人之信奉喇嘛教，实盛于元代。这是与土司制度分不开的。这带建立土司，从元代开始。元代在茂州境内设有“松潘宕叠威茂等处军民安抚司”，后改安抚司驻茂州汶川县（州与县另有流官管理汉民，属四川行省），另外还有“静州、茶上、必里溪、安乡等二十六军民千户所，陇木头、都留等二十二族军民千户所，岳希莲、萝卜村二十二族军民千户所，析藏军民万户府。”（见《新元史·地理志》）元朝是信奉喇嘛教的，这些土司都归喇嘛主持的宣政院管辖，所以土司们不能不望风承旨，皈依喇嘛。尤以最北与松潘草原接境的析藏土司（今大姓、小姓两地）信奉较早。但元朝寿命较短，土司们也并未真心信奉，百姓们更没有真正信奉。

　　明朝在这地区设有“陇木头长官司、静州长官司、岳希蓬长官司。”（《明史》卷90和311）“叠溪长官司、郁即长官司，”和松潘卫所管许多土司（详《明史》卷43和311）都是羌族的土官。明代亦以崇奉喇嘛教的时间为多。喇嘛们宣称朝贡即可乘驿传到京，大获赏赐；土司们要想籍喇嘛联络朝廷，也想籍他麻醉百姓以便统治，所以都愿信奉他。但明代的岷江西岸无土司，喇嘛教没有踱到这一区域来的踏足石，故除土司家有经堂，有时远迎喇嘛来作法事外，百姓并无人信他，也就建立不起喇嘛寺。到了清代便不同了。

　　清代是喇嘛教已盛行于西康高原，并极力向东扩展的时代。岷江西岸又已新建起了杂谷、瓦寺、大小黑水、大姓、小姓和较远的梭磨、卓克基、松冈、党坝、大小金川、绰斯甲等羌族土司，一直连接到喇嘛教盛行的康藏高原去，都是密密层层的土司，这就给喇嘛教向东传播以绝好的机会。喇嘛寺随信奉者的增加，在此区域自西向东逐步建立起来。襍谷土司首先作了引导喇嘛教入此区的东道主人，建立起襍谷脑这座大寺，因而得到喇嘛的帮助，发展了他的封建势力。后来土司虽被清朝讨灭，这座喇嘛寺却巍然屹立，至今未败。喇嘛寺是靠信徒支持才能存在的。由于杂谷寺的至今犹存，可以知道此区域在清朝一代信奉喇嘛教的羌民不少。

　　信奉喇嘛教的人，就必须学藏文经典，和争取入藏礼佛，因而语言、文字、思想、服饰和许多习俗都将改变。这乃是“播巴”能从雅鲁藏布江河谷发展成为包有整个康、青、藏大高原住民的藏族的一个重要原因。羌族不为他族所同化而保存到今天的，只有旧茂、理、汶三县的三万多人，这是由于接受喇嘛教较迟、较浅，为时不多的原因。

丁汉儒、温华、唐景福合著论文《喇嘛教形成的特点问题》（《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2期），从四个方面对佛教传入我国西藏后发展和形成喇嘛教的特点作了分析，论述了佛教与苯教互相斗争融合并逐渐演化为喇嘛教的过程；喇嘛教在藏区所以得到传播崇信的社会原因；活佛转世制度和政教合一制度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社会意义。对喇嘛教的名称、宗教的传播、活佛转世和西藏原始信仰的关系、政教合一等问题也都作了一些新的探讨。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历史现象，喇嘛教是九世纪中期从印度传入西藏的。当时，西藏的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崇信密教不必苦读经典，不必累世修行，只要经过上师灌顶，多念咒语，供花敬佛，祭祀烧施，就可快速成佛。这是一种廉价而又省力的精神鸦片，容易被那些迫切希望摆脱极端困难、文化落后的群众所接受。佛教本来是禁欲主义者，无论大乘小乘都有“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等四条戒律。至于女性是被歧视的，平时不能随便入庙，即使出家也不能成佛。但喇嘛教却有些特别，讲究所谓“双修”，乃为“助道”；说什么男女双修，“男是智慧，女是方便”，意即用巧取的方法速成佛。他们除了供奉“佛母”、“明妃”、“欢喜金刚”等偶像，还专门讲述所谓“双修仪轨”。按照这个所谓“双修仪轨”修持，即能满足现世享乐的欲望，又能进入来世享乐的佛国。物质的和精神的，现世的和来世的，都被占有了。什么“方便”、“智慧”？喇嘛教的“双修”，狰狞的神像，神秘的咒语，说穿了它的奥秘，就是被统治者用来欺骗、恐吓、镇压农奴，巩固封建农奴制的一种“方便”和“智慧”罢了。《喇嘛教形成的特点问题》一文中这些论述被认为虽然不是结论，但“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的”（见王点著《雍和宫和奥秘》紫禁城出版社）。1984年6月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任继愈、李羡林、蔡尚思等著的《中国佛学论文集》和1985年3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宗教》两书都收录了该文。1989年10月，该文曾获国家民委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论文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