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如何看待国际捕鲸委员会恢复商业捕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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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捕鲸：商业驱动下的孤行

国际特稿

　　本网驻东京记者 林忠

　　日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捕鲸国和鲸类制品消费国，也是此次鼓动在国际捕鲸委员会第58届全体大会上通过恢复商业捕鲸议案的幕后主
使。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议案获得了通过，但是要取消1986年的商业捕鲸禁令，尚需得到国际捕鲸委员会3/4以上成员的支持，因此目前商业捕鲸禁令依然有效。
　　捕鲸和食用鲸肉常被视作是日本历史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在当今全球日益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日益注重“可持续发展”的潮流之下，日本的这种传统习俗是否有值得反思之处？2005年，《法制日报》同仁曾访问日本，当时日方也要设鲸肉宴招待，但被我们谢绝了。


　　刚刚结束的国际捕鲸委员会第58届全体大会，以一票之差的微弱优势通过了一项支持恢复商业捕鲸的议案。6月16至20日，第58届国际捕鲸委员会年会在加勒比海岛国圣基茨和尼维斯召开。早在会议召开之前，日本就竭力游说危地马拉、马绍尔群岛等国加入国际捕鲸委员会，从而使该委员会约70个成员国中倾向支持日本主张的成员国首次超过了半数。会议于18日通过了一项支持恢复商业捕鲸的议案。这一议案由6个加勒比海和非洲国家提出，以日本为代表的支持捕鲸国签字附议，最终以33票支持、32票反对、1票弃权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
　　国际捕鲸委员会于1986年实施的《国际管制捕鲸公约》，严格禁止商业捕鲸，并建立了印度洋鲸类保护区和南大洋鲸类保护区。日本也曾宣布放弃商业捕鲸，但从1987年开始，日本以“科学研究”为名，重新将捕鲸船开向大海，继续捕杀鲸类。今年的国际捕鲸委员会年会召开之前，日本明确表示，今年将捕鲸1240头。这是自1986年商业捕鲸禁令20年以来的最高数额，其中小须鲸增加到935头，数量翻了一番，同时还将威胁到长须鲸、鳁鲸、鳀鲸和抹香鲸等多个濒危鲸种。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的代表表示，日本的捕鲸已经违反了国际公约，是非法的。而且这并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而是假借科学之名的大屠杀。鲸类动物是全球各国共同拥有的自然遗产，日本的捕鲸行为应该被立即制止。


20年科研发现鲸鱼在酱油中活得更滋润？


　　日本坚持捕鲸的理由之一，就是采集鲸类组织样本，进行所谓科学研究。《国际管制捕鲸公约》第8条规定，缔约政府对本国国民为科学研究的目的而对鲸进行捕获、击杀和加工处理，可按该政府认为适当的限制数量，得发给特别许可证。按本条款的规定对鲸的捕获、击杀和加工处理，均不受本公约的约束。各缔约政府应将所有发出的上述的特别许可证迅速通知委员会。各缔约政府可在任何时期取消其发出的上述特别许可证。
　　日本就是借这一规定，避开了对商业捕鲸的禁令。在公海上进行捕鲸和现场加工作业的日本捕鲸船，经常会受到动物保护组织船只的阻拦和抗议，于是就会打出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正在采集样本”。针对日本的“科研捕鲸”，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指出：整个“科研捕鲸”事实上是一个骗局，是伪装的商业捕鲸。日本正在进行的致死性研究事实上没有任何科学根据，只是创造了一个鲸肉市场。更有人辛辣地讽刺道：“那么在20年科研之后他们到底发现了什么？是不是鲸在酱油中活得更滋润？”
　　另外，日本官员以及捕鲸协会等组织都声称，捕鲸是日本历史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捕鲸的历史很长，据说可追溯到公元前1300年。鲸肉历来是日本盛大宴会上和节日里的美味佳肴。1906年，日本开始用现代技术大规模捕鲸，鲸肉也逐渐成为日本百姓平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二战结束之初的混乱而困难时期，鲸肉曾为日本民众提供了维持日常生命的起码营养，使经历过那段历史的日本人永生难忘。因为鲸肉高蛋白、低脂肪且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现在更被当作一种健康食品而很受欢迎。日本人喜欢用鲸肉招待来访的宾客，去年本报有关领导访问日本时，日本朋友就曾要设鲸肉宴来款待，但被我们谢绝。

“捕鲸第一讼”带动法律手段对抗捕鲸


　实际上，巨大的商业利益才是日本等国坚持恢复商业捕鲸的最大原因，捕鲸每年给日本创造的财富仅批发商业价值就超过3200万美元。为此，日本不惜利用政治、外交和财政援助手段，在国际捕鲸委员会中鼓动各国赞成捕鲸。日本向一些经济弱国提供数百万美元的渔业援助赠款，而这些得到赠款的国家又总是在国际捕鲸委员会中支持日本。日本这种收买投票的做法的确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以至在今年的国际捕鲸委员会中，形成了一个“捕鲸同盟”。
　　2004年，国际动物保护协会曾将日本某商业捕鲸公司告到了澳大利亚联邦法院，被称作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捕鲸第一讼”。该捕鲸公司在澳大利亚海域捕鲸当年达400头以上。据报道，反对捕鲸的国家和组织下一步准备诉诸法律。“对话时间已经用光”，外交手段在挽救鲸鱼方面正面临失败，只有通过采取法律行动，将日本告上法庭。
　　本网东京6月22日电

专家连线

国际法与鲸类资源的保护

中国社科院国际法研究中心 李辉 博士


　　1946年12月2日，美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智利、丹麦、法国、荷兰、新西兰、挪威、秘鲁、前苏联、英国和南非15个国家，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签署了《国际管制捕鲸公约》，1948年11月10日公约正式生效。中国于1980年9月加入了该公约。
　　《公约》设立了“国际捕鲸委员会”作为其执行机构，由各缔约国委派一名委员组成。一般事项由委员会的简单多数表决通过，但某些核心事项(主要是公约第5条所列出的诸条规定)需要3/4的特定多数才可通过。公约第5条对委员会的管辖事项作出了规定，包括：1、受保护的和不受保护的鲸的种类；2、解禁期和禁渔期；3、解禁水域和禁渔水域(包括保护区的指定)；4、各种鲸的准捕大小的限制；5、捕鲸的时期、方法和强度(包括一个渔期内鲸的最大产量)；6、所使用渔具、仪器和设备的类型；7、测定方法；8、捕鲸报告及其他统计方面和生物学方面的记录。公约规定，对于上述有关鲸类资源的保护和利用的具体规则，委员会可以“随时”以更新附件的方式加以修正，但在实践中，委员会是利用“年会”的机会完成上述修正的。换句话说，公约管制捕鲸的具体规则是一个“动态”的体系，只要得到委员会3/4多数的同意，就可以对先前的规则加以修改。这也正是国际捕鲸委员会在1982年决定、并于1986年开始实施的对“商业捕鲸”的全面禁令的法律基础。
　　《国际管制捕鲸公约》在其诞生之初可以被看作是一个“行业自律规则”。然而，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环境危机的加深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国际环境法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并成为当代国际法最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分支之一。在这一大的历史背景下，人们看待贸易与环境的视角开始发生变化，具体到“捕鲸”问题上，就是从先前的主要关注经济利益的“利用和开发”，转变为以维护生物多样性为目的的“保育和养护”。与此同时，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国际事务中、特别是国际环保事务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上这些因素，终于促成了自1986年开始，国际捕鲸委员会对商业捕鲸活动实施的为期10年的禁令。(在1996年后的每一届年会中，该项禁令都得以继续维持。)
　　但正如有学者评论的那样，《国际管制捕鲸公约》的良好实施更多的是依靠成员国之间的善意履行。在商业捕鲸禁令颁布之后，日本利用公约第8条规定的有关“科学研究”豁免条款，以“科学研究”的名义继续进行捕鲸活动。
　　《国际管制捕鲸公约》自身并未包含如何保证条约实施的规则，也没有规定相应的争端解决机制。美国在80年代曾设想运用单边贸易制裁的手段来保证商业性捕鲸禁令的执行，但近年来的实践也表明，单边贸易制裁对日本等捕鲸国已不再具有威慑力。此外，如果日本和挪威等支持捕鲸的国家在《国际管制捕鲸公约》框架内，则很难达到制裁的目的，也不排除这些国家会抛开《公约》另起炉灶的可能性。因此，“捕鲸战”的前景目前尚未明朗，从国际法的角度而言，《国际管制捕鲸公约》可能更需要来自《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的支持，使之成为更具约束力的国际公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