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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mier
最佳答案 - 由投票者2006-10-10 15:12:03选出
追念叹息长相随
一代宗师，仲甫先生；科学民主，二旗高擎。南陈北李，建党丰功；晚年颓唐，浩叹由衷。昔毛泽东主席“七大”评价，功过分明。“五四运动总司令”、“创造了党”，两语千钧，可为墓铭。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陈独秀曾是毁誉相参的人物。不过他确是近代新文化运动的旗帜，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建党之初，他又是国内一代先驱的启蒙者，追溯中共的建党不能不提及陈独秀。
生平
■陈独秀办《新青年》名扬全国
蔡元培聘他任北大文科学长
陈独秀原名庆同，字仲甫，1879年生于安徽安庆。陈自幼丧父，随人称“白胡爹爹”的祖父修习四书五经，得到的评价是：“这孩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1914年他写文章用“独秀”笔名，有人讥讽为自大，其实此名来源于家乡的独秀山。
陈独秀一生用过的名字，据查考有38个之多。在报刊上曾用“三爱”、“仲甫”、“只眼”、“实庵”、“致中”等。签发中共中央文件，常用“T·S·Chen”。党内同志谈话常称呼为“老先生”、“老头子”，或在党内文件中干脆简称一个“老”字。
陈独秀少年时便痛恨八股，为敷衍母亲而去应考，却高中第一名秀才。进入20世纪后，陈独秀作为第一代赴日留学生，于1901年自费进入东京专门学校，即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不久又进成城学校，即日本士官学校预备科。
回国后，陈独秀在上海、安徽等地参加反清革命运动，并创办民俗报刊，在当地曾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后办《新青年》杂志名扬全国。蔡元培闻其大名，特聘他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陈独秀上任以后并不开课，而是专心致力于文科改革，国内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名人士，大多荟萃于北大文科，陈独秀在箭杆胡同9号的寓所成立了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
1919年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大力鼓动，被师生视为领袖，曾一度被捕。出狱后他在思想上转向共产主义，前往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为共产党发起组的前身。1921年中共召开“一大”时，正是由上海组织发起并通知各地代表到会。尽管陈独秀因受聘广东省教育厅长（后不到职）没有出席大会，只派包惠僧代表他参加，在缺席情况下被推举为中央书记。“一大”闭幕后，陈独秀遂回上海主持中央工作。
陈独秀投身革命后，放弃了还算殷实的家产。在北大他月薪300块大洋。专职任党的领导后，就靠组织上每月三四十元的津贴和出版的《独秀文存》的版费维持生活，有时只有一件汗衫，一天喝两顿稀粥。
■陈独秀出狱后曾说想去延安
毛泽东也怀念旧谊表示欢迎
作为反对封建传统的先锋者陈独秀，不幸在身上也烙印着旧遗风影响。他在总书记任上以家长自居，视其他同志为小辈，遇不同意见动辄拍桌子、砸茶碗。由于长期居于上海书斋而不到斗争第一线，思想也逐渐落伍。1927年在国民党发动反共的“四·一二”屠杀前后，陈独秀面对危机领导无方，党内同志群起反对其右倾错误，他便于7月中旬辞职隐居。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新的负责人出于对陈独秀的尊重，生活津贴和配给秘书等都保持不变，为他的安全还在上海找了秘密寓所。然而陈独秀却对中国革命日益悲观，认为红军和土地革命均无前途，于1929年又联合国际上的托洛斯基派，在党内另建取消派组织。面对这种分裂党的行动，中央开除了陈独秀的党籍。实践的检验很快证明，陈独秀的政治主张完全错误，他的组织也很快散伙，本人也被国民党抓捕。
1937年抗战开始，陈独秀出狱后曾说想去延安，毛泽东也怀念旧谊表示欢迎。不过党毕竟要讲政治原则，中共中央提出了恢复党籍的两项条件，即承认当年分裂党和组织托派的错误，并拥护党的路线。陈独秀则带着傲气回答：“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承认错误，则碍难从命。”随后又加上王明、康生等人阻挠，陈独秀最终还是未能回党。此后他蛰居四川，在贫病交迫中钻研文字学，撰述《小学识字教本》，1942年病逝于江津。
背景
■尊重历史的人讲起中国共产党成立
确不能忘记这位“创造了党”的人
从1921年7月的中国共产党“一大”，直至“五大”，陈独秀都是最高领导人，先后有书记、委员长、总书记的职务之称。过去有的书中说这是由于党尚处于幼年的不成熟选择，此种解释之荒谬可笑，等于说二十年代的中国革命精英们都是幼稚到贤愚不辨的人。尽管陈独秀后来有严重错误，当初却是党的第一代同志都敬仰的革命宗师，最高领导之职非他莫属。
陈独秀到日本学习，对占统治地位的军国主义极为反感，接受的是西方传来的民主思想。回国后他发动的新文化运动，恰恰是以民主、科学为大旗，向统治了中国千年的专制、迷信开战，使一代青年从封建伦理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是中国最先进思想的代表，与中共建党时的其他领导人大都是师生关系。不过由此也滋长了一种负面结果，那就是造成党内家长制，陈独秀以自傲和自我封闭落后于革命潮流，最终陷入歧途未能自拔。这当然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个人，也是社会历史的积淀使然。人在社会潮流中，不进则退，党内历史人物的命运也昭示了这一点。
1945年在“七大”预备会上，毛泽东客观地评价了陈独秀，称他“做了启蒙工作，创造了党”。1953年毛泽东乘军舰沿长江东下经过安庆时，专门向当地负责人询问起陈独秀在故乡的遗属，并指示要给予生活照顾。尊重历史的人讲起中国共产党成立，确不能忘记这位“创造了党”的人！
故事
■毛泽东回忆：
《新青年》改变他的人生取向
在北京时受陈独秀影响最大
陈独秀学识渊博，懂日、英、法三种文字，工宋诗，写隶书，旧学有根底，新学造诣尤深。他和胡适等参考日文、英文的标点，为现代汉语确定了一整套标点符号（古汉语不用标点，断句极难）。
陈独秀一生影响最大的活动，是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这本每期编辑费和稿费总共不超过200块大洋的杂志，却喻示着一个崭新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在创刊号上，第一篇文章是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大文豪鲁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曾得力于陈独秀和《新青年》，鲁迅的第一部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便在此刊上登出。
据毛泽东向斯诺回忆，是《新青年》改变了他的人生取向。毛泽东还认为，在北京时他受陈独秀的影响最大。
陈独秀以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在当时受到全国进步青年的敬仰。1920年8月，《新青年》从第八卷开始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翌年休刊。
■党的第一代称颂陈独秀长子
陈独秀两子被捕后不屈就义
陈独秀与家乡的发妻高晓岚共育三子，长子延年，次子乔年，三子松年。高晓岚长陈独秀3岁，目不识丁，陈独秀为办学想从家中拿钱，夫人坚决不肯，两人争吵乃至分居。后来，陈独秀爱上了“思想新颖”且有文化的妻妹高君曼。
延年、乔年稍长成，被陈独秀接到上海，却寄宿在《新青年》发行厅的地板上，白天在外做工谋生，面黄肌瘦。既是姨又是后妈的高君曼见此情景常落泪，想让两个孩子在家里食宿。陈独秀却说：“妇人之仁，虽是善意，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叫他自创前途。”
此后延年、乔年都进入震旦大学读书，陈独秀每月只支付每人5元的生活费。兄弟二人在父亲的熏陶与严格管教下，很早便自立，又去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等一起组织中共旅法组织。回国后兄弟二人都成为中央委员，陈延年曾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乔年曾任北方区委组织部长。在党的会议上父子三人以“同志”相称而不论父子情。
党的第一代普遍称颂陈延年，他工作极刻苦，顾不上成家，一副工人打扮，吃住都能与人力车夫打成一片。在政治上他有敏锐的洞察力，认为“老头子”右倾。1927年6月和翌年2月，延年、乔年先后在被捕后不屈就义，为父终生伤感。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想拉陈独秀出来任职，得到的回答是：“蒋介石杀了我那么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现在全国抗战，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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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生平
陈独秀，安徽安庆人。原名庆同，字仲甫；曾用过陈仲子、陈由己、陈铎生、三爱、只眼、方桓甫等笔名或化名。出身封建官僚家庭。早年读私塾，17岁时中秀才。1897年，到杭州求是书院学习法文和造船学；后来，因有反清言论，被警察追捕，逃回安庆。1901年，到日本东京留学；翌年返回，与柏文蔚等组织“青年励志学社”，在中国第一次提出“科学与民主”的口号。旋被清朝当局追捕，逃亡日本，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
1903年，陈独秀和留日学生一起参加拒俄运动，反对沙俄侵占我国东北。不久，回到安庆，组织"安徽爱国会"，并被推选为该会章程起草委员会主席。后到上海，协助章土钊主编《国民日日报》。1904年，到芜湖安徽公学任教，创办《安徽俗话报》，并组织了反清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06年，陈独秀第三次留学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学习，后入早稻田大学学习英语。1907年回国，在杭州浙江陆军小学任国文史地教师。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安徽独立，成立了都督府。陈独秀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和安徽高等学堂教务主任。1913年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的军事斗争。失败后亡命日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
1915年，陈独秀回到上海。9月，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1917年1月，被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为北大文科学长。在此期间，陈独秀发表了《敬告青年》、《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袁世凯复活》、《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文学革命论》等许多文章，高高举起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反对封建军阀专制，反对封建迷信，反对孔教；提倡科学，提倡文学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著名倡导者和主将，对当时的青年一代，有着巨大的影响。
1919年5月，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6月11日，他到天桥新世界游艺场散发自己起草的传单，因此而被捕入狱。出狱后，因在北京无法立足，由李大钊护送到天津，然后转至上海。
十月革命后，陈独秀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先后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革命》、《谈政治》、《讨论社会主义》等文章，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曾说；“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陈独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0年5月，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经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陈独秀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于8月间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任书记。同时，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接着，创办了《劳动界》周刊、《共产党》月刊，并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2月，陈独秀应陈炯明的邀请到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广东大学预科校长。到广州后，他又和谭平山等组织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由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时期的重要影响，以及在中国共产党创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这次会议上，他缺席当选为中共中央局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领袖。
1922年7月，陈独秀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1月，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3年回国。6月，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国共合作的方针，继续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在此期间，陈独秀先后发表《资产阶级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农民问题》、《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作了完全错误的分析，主张由资产阶级来领导革命；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丢掉农民。形成了右倾投降主义的理论基础。
1925年2月，陈独秀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5月，参加领导了上海的五卅运动。1926年1月，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3月，在中山舰事件中；5月，在“整理党务案”事件中，陈独秀都采取了右倾、妥协、退让的政策。蒋介石乘机篡夺了国民党的领导权。7月，陈独秀又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反对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陈独秀参加领导了上海工人的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宣言》，硬说蒋介石“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农之事”。使党和人民处于毫无戒备的状态。结果，在几天之后，蒋介石便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遭到严重损失。
大革命时期，党中央的领导机关一直设在上海。1927年初，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机关由上海迁至武汉。4月27日，陈独秀在武汉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作了一定的批评。但是，大多数代表对其右倾投降主义的实质和危害，还认识不足。因而，他仍然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会后，陈独秀继续坚持他的右倾投降主义。7月，他下令解散了武汉工人纠察队，并交出全部武器。致使汪精卫叛变革命时，当地工人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由于陈独秀放弃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也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致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惨重失败。
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解除了陈独秀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另外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张国焘主持工作。在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上，对陈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了批判。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隐居上海，专门研究文字学，在政治上更加动摇，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并多次拒绝了党给予他的改造自己的机会。如中共中央决定，要他前往苏联，和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他拒绝了；1928年，要他到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又拒绝了；六大后的新中央告诉他，共产国际要他到莫斯科去担任东方部长的职务，他初则应允，后又取消；最后，他又拒绝了党中央要他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的决定。与此相反，他却联合彭述之等人，反对六大路线，反对六大选出的新中央。1929年，他公开为托洛茨基辩护，反对共产国际；公然主张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只能进行合法运动，反对打倒国民党政府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成为取消主义者；并与一部分人组织秘密小集团，反对共产党。1929年11月，陈独秀被开除出党。
1929年12月，陈独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并和彭述之、高语罕等81人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接着，他又组织托派，任托派的中央委员、常务委员和总书记，成为中国托派的领袖。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翌年4月，在南京受审。国民党以“危害国民”罪，判处他13年徒刑。一年后改判为八年，关在南京老虎桥第一监狱。1937年8月，抗战爆发后，陈独秀作为政治犯被释放出狱。
出狱后，陈独秀拒绝了一些人要他到美国去写自传的要求，也没有同意张国焘要他再组织一个“共产党”的要求，还拒绝参加国民党的国防参议会。当时，他表示了抗日救国的态度。王明、康生曾诬陷其为日寇汉奸，亦非事实。但在1937年至1938年间，他仍然拒绝党中央要他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以后甚至公开撰文诋毁我党“游而不击、破坏抗战”，最终拒绝了党对他的挽救。出狱后，他先后在南京、武汉、重庆、江津等地居住，靠写文章和北京大学校友及同乡亲朋的一些接济度日。晚年贫病交加。1942年5月，因心脏病在江津去世。1947年，其三儿陈松年，将他的棺木迁葬于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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