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根生生平 ：[与其他人相比，牛根生是幸运的，但又是不幸的。牛根生是个苦孩子。出生不久，因为家穷，父母便以50元的价格，把他卖给了一个牛姓人家。牛姓父亲的职业是养牛。从此，他便与牛结下了不解之缘。父子两代人合起来，从事乳业整整65年。在这个家里，参加过抗美援朝的父亲，给了他荣耀；当过国民党高官姨太太的母亲，给了他教育；而曾经挨饿、受冻的艰苦生活则给了他磨炼。他性格中的种种特质，诸如刚强、坚毅、独立、洞察入微、逆向思维、离经叛道、打破规则、不屈不挠、敢于冒险等等，无不与这种成长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78年，20岁的牛根生来到内蒙古最大的乳品公司伊利，从一名洗瓶工一直做到二把手。1999年，事业蒸蒸日上的他遭到董事会免职。41岁牛根生迎来了人生的“困惑之年”。经过激烈思想斗争后，牛根生决定重操旧业。回忆创业的艰难，牛根生不无感慨。当时蒙牛面临的是“三无状态”：一无奶源，二无工厂，三无市场。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先建市场，后建工厂”的战略。在此期间，他的团队盘活7.8亿元资产，使自治区内外的8个奶企走出濒临破产的窘境，同时也使一大批员工摆脱了下岗失业的命运。

创出品牌后，其经营战略又由虚转实，建起“全球样板工厂”，奉行“产品质量的好坏就是人格品行的好坏”的质量理念，创造性地在牛奶生产上采取了“一净一稠”两项举措（一净:在中国首创“奶车桑拿浴车间”；一稠：在100%纯奶的基础上又去除一定比例的水分），成为中国乳界惟一一个年年保持“三位数”增长的企业，从1999年到2003年短短5年时间里，蒙牛主营业务收入在全国乳制品企业中的排名由第1116位攀升至第2位。2004年，日收奶量4500多吨，年收奶量150万吨，2004年发放奶款30多亿元。

在企业经营方面，牛根生信奉的理念是“小胜凭智，大胜靠德”。他解释说：“股东投资求回报，银行注入图利息，员工参与为收入，合作伙伴需赚钱，父老乡亲盼税收。只有消费者、股东、银行、员工、社会、合作伙伴六者的‘均衡收益’，才是真正意义的‘可持续收益’；只有与最大多数人民大众命运关联的事业，才是真正‘可持续的事业’。”

6年间，蒙牛让西部不少县市的奶牛头数增加了10倍。这片土地上传诵着这样的民谣：“一家一户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一家一户两头牛，生活吃穿不用愁；一家一户三头牛，三年五年盖洋楼；一家一户一群牛，比蒙牛的老牛还要牛！” ]



这是一户在外人看来非常殷实的家庭。男主人令人尊敬并有着“亿万富翁”的名号，他是一家在香港上市的公司的董事长，这几年鸿运不断，1999年开始创业，现在他创立的“蒙牛”品牌全国知名，一年有着数十亿的销售收入，男主人也随之声名远播，他曾经跟随国家领导人参加过APEC会议，在内蒙当地无人不晓。女主人多年前就离职在家，打理家务，相夫教子。有两个孩子，儿子在英国读书，女儿在北京上大学。



这家人住在呼和浩特市郊区和林县的一个小区里，房子是栋1000多平方米的别墅，很气派。打开别墅的大门，男主人牛根生正坐在一楼会客室里。如往常一样，他说话声音洪亮，并伴有丰富的肢体语言，脸上挂着人们熟悉的笑容。

自从2004年年底牛根生宣布了把自己的全部股份捐献出来，成立老牛基金会之后，在这栋房子里，先后有好几批来自全国的记者来探访，人们试图找到答案：别墅的主人为什么要做出这种“前无古人”的举动。

谣言

也许正应验了那句老话，树大招风。2004年年底，就在牛根生紧锣密鼓地操办着老牛基金会的时候，民间却传出了关于牛根生的种种传言。一则是关于牛根生得了癌症，2005年1月21日晚，在从机场到呼和浩特市区的路上，出租车司机语气非常肯定地告诉记者，“牛根生到了癌症晚期。”这个传闻记者在北京也有耳闻，有人甚至把牛根生得癌症的传言和老牛基金会联系起来，揣测他捐赠是为了安排自己的“身后事”。

“癌症了？晚期了？这些都是谣言。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大笑）做富人不好，人们希望听到富人的消息不是得了癌症就是进了监狱，这是中国社会的传统，人们习惯戴着仇富的有色眼镜。不过，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也很‘感谢’那些人，我觉得这是社会对我最大的关心和承认，假如人家给我编造了偷税漏税或者作风有问题，下次跟人一见面，人家嘴里不问心里也在犯嘀咕，这家伙还在偷税漏税吗？还在玩女人吗？但健康问题不一样，大家一看你没事就没人犯嘀咕了。”47岁的牛根生看起来气色红润，身体也不错。就在这个采访结束后，应摄影师的要求，牛根生和记者在别墅的活动室里打了一会儿台球和乒乓球，并随后在小区里的溜冰场溜了一会儿冰。

而关于牛根生的另一则传言是郑俊怀出事是因为海外投行逼着牛根生进行行业整合，伊利为了迎战蒙牛被迫加紧MBO的步伐，当家人郑俊怀甚至不惜挪用巨额公款。

自从六年前从伊利出来创办了蒙牛之后，不管牛根生愿不愿意，他总是被做为话题的另一个主角出现在伊利和蒙牛两者间的语境里。

“说蒙牛上市后携巨资要和伊利走到一起，这是把2000年的话拿到这个时候说，是一个误导；说老郑出事是因为摩根斯坦利投资蒙牛，要业绩，逼得老郑没有办法，这也是一个误导。老郑做MBO的时间网上写的是2000年、2001年，而摩根斯坦利第一次和我们见面的时间是2002年9月份，那时候摩根和伊利还不知道谁要做什么事呢。”媒体关于这件事情的报道出来后，蒙牛很快做出了回应。

“我跟他相处了16年，我觉得他干不出这种事情。他免了我的职务，我离开伊利的时候，他很动情，掉着眼泪对我说‘你出去办企业我不担心你的能力，但你比我小八岁，年轻气盛，性格外露，我就怕你违规。’现在我出来以后，老是想着大哥的话，他告诫过我，我不相信他会做那样的事情。”在提到伊利和郑俊怀的时候，牛根生言语显得格外谨慎，“至于我离开伊利六年的时间在伊利发生了什么事，我不清楚。”牛根生补充说。

在牛根生别墅2楼的一个房间里，还摆放着他从伊利带回来的一套茶具。显然，无言的茶具隐喻着主人的某种情绪。

散财

2003年圣诞节，牛根生正在和一干人等讨论蒙牛上市的事情，会后他突然把律师叫到一边，告诉律师自己要把蒙牛的股份捐献出来，原则是“不能继承，下代人不能享用”，让律师去做一个方案出来。律师听后非常激动，说“这哪能，怎么能做这种事情？是在开玩笑吧。”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牛根生的妻子申淑香知道这个消息后，也和律师一样感到不可理解：“当时挺震惊的。以前穷，什么也没有，好不容易到现在了，却什么都不给孩子留，全捐出来了。”这个消息也很快在牛根生的周围扩散开来，儿女、同事、亲友、政府官员……

“我有一个特点，过去我做出什么决定，虽然大家当时不理解，但后来证明是正确的；另外，你看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这些伟大的人物，都是支配过几万亿、几十万亿财富的，但是这些人死的时候一分钱也没拿走，所谓生带不来死带不走，这我看得很清楚，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任何人都少不了这一步。”牛根生向那些不理解自己动机的人解释自己所作所为的原因。

最不好做的是家人的工作，一般人在情理上都一下子难以接受。牛根生跟妻子讲，当初两个人结婚的时候一无所有，后来创业的资金是卖了两个人的伊利股票，加上存款共一百七八十万，这些年吃的、用的和各种收入，早就把那些资金“赚”回来了。牛根生的妻子十几年前就在家打理家务，性格上属于那种夫唱妇随的女人，知道丈夫“爱企业如命，就随了他”。夫妻俩商量觉得不能留给子女太多财富，那会“坏了他们”，“我活着的时候他们的生活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我离开了人世，他生活有问题了，是他自己的事情”，最终家人都同意放弃股份的继承，一家人分别在法律文书上签了字，同意捐献出牛根生持有的全部蒙牛股份。

老牛基金会具体操作分为两步：第一步，在牛根生有生之年，股权分红的51%放入基金会，49%留作家庭生活所需，至于他在蒙牛持有的全部股份不到10%股份的话语权，谁接任董事长，表决权就转交给谁；第二步，在自己天年之后，股份全部捐给“老牛基金会”，家人只可领取不低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平均工资的月生活费。

2004年12月，老牛基金会在呼和浩特注册。成员除牛根生之外，还有政府官员、蒙牛中层领导等共60多人，在三年之内，其他机构和个人只能向基金会提供最多1元人民币的资金。目前主要资金是牛根生2003年股红的51%，大概有300多万元人民币。

对于牛根生这种“惊世骇俗”的散财行为，人们试图从他以前的行为中找到答案，这其中流传比较广的故事是这样的：在伊利任职期间，公司给他钱让他买一部好车，但他却买了五辆，让部下一人一辆；他还多次把自己的年薪分给部下，他曾将自己的108万元年薪分给了大家，而自己在蒙牛的分红也大部分用作奖励员工和经销商；2002年初，蒙牛很多上层领导都坐上了“奔驰”车，而牛根生却只坐“奥迪”。地方政府以贡献突出的名义奖他一辆100多万元的“凌志”车，他马上转手送给了副董事长……

牛根生也愿意经常提到自己的这些散财故事，他说自己坚守“财散人聚，财聚人散”的哲学，“舍得，舍得，舍了就有得。如果你有一个亿放在家里，迟早会被人偷，但如果放在朋友家里，一人一块钱，根本丢不了。”1999年从伊利出来创业时，在一无奶源二无工厂三无市场的情况下，“没有过去的散财，也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聚集到三四百名有15年以上经验的乳业专门人才，取得现在的成绩。”牛根生据此来印证自己散财的善报。

特蕾莎修女（1910-1997）
生于南斯拉夫，37岁正式成为修女
1948年远赴印度加尔各答
且于两年后正式成立仁爱传教修女会
竭力服侍贫困中的最穷苦者
一九七九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一九九七年九月葬于加尔各答

特蕾莎只是一位满面皱纹、瘦弱文静的修女。1979年9月，当她去世时，印度政府为她举行国葬，全国哀悼两天。成千上万的人冒着倾盆大雨走上街头，为她的离去流下了哀伤的眼泪。他就是被誉为“活圣人”的特蕾莎修女。1979年授予她的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词说：“她的事业的一个特征就是对单个人的尊重……最孤独的人、最悲惨的人、濒临死亡的人，都从她的手中接受到了不含施舍意味的同情，接受到了建立在对人的尊重之上的同情。”

她被视为"贫民窟的圣人",世人亲切地称她为 "德雷莎嬷嬷"。
她1910年出生在南斯拉夫境内的一户阿尔巴尼亚农家,那一带一直为贫穷、混乱和民族战争所困扰,她小小年纪就开始思索人生,12岁时感悟到自己的天职是帮助穷人,17岁时发了初愿,到爱尔兰的劳莱法修女院学习,随后到印度大吉岭受训。27岁时发誓终身愿成为修女。此后,她放弃在女子学校和修道院做老师的优雅生活,向教会请求批准辞职,走出修道院的高墙,来到世界上以贫民窟多且脏而闻名、被印度总理尼赫鲁称为"恶梦之城"的加尔各答,走进那些不避风雨的贫民窟,置身在贫困者中间。她在那里开办了一所学校—圣马利亚中学,让那里较大的孩子受教育;她从美国医疗遣使修女那里学习掌握了基本的医学常识,然后到患病者的家中去医治他们。她亲手握住快要在街头横死的穷人的手,给他们临终前最后的一丝温暖,让他们含着微笑离开这个残酷的世界。她亲吻那些艾滋病患者的脸庞,为他们筹集医疗资金。她给柬埔寨内战中被炸掉双腿的难民送去轮椅,也送去生活的希望。她细心地从难民溃烂的伤口中捡出蛆虫,她亲切地抚摸麻风病人的残肢……
自1952年开始,德蕾莎修女在加尔各答的街头遍寻垂死者,她和她修道院(仁爱传教修女会)的修女,将爱心和慰籍分别带给400万被舍弃街头的人。但出乎意料的是,有过半数的人,在德蕾莎修女等人的悉心照料下,日渐康复了。

特蕾莎修女自己也是一个穷人，她的生活朴实无华，但同时她又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因为他拥有爱、给予爱、收获爱。特蕾莎修女清醒的认识到，居高临下的给予，接受者会有被施舍的屈辱感觉，这对一个人的尊严是极有害的，他可能导出苦涩的敌意，而不是和谐与和平。在街头，这个瘦小的修女亲手握住快要横死的穷人的手，给她们送去临终前最后一丝温暖；在医院，这个受着病痛折磨的修女亲吻着艾滋病患者的脸庞，为他们筹集医疗资金；她给柬埔寨内战中被炸掉双腿的难民送去轮椅，也送去生活的希望；她细心的从难民溃烂的伤口中捡出蛆虫，帮助他们减轻痛苦。她曾动情地说；“我们做的不过是汪洋中的一滴水。”特蕾莎修女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好像母亲给孩子讲故事，没有花招，没有卖弄，有的只是一颗直白坦率的心灵。她微笑者说，让我们记住这一点：没有人不需要关爱，我们要总是以微笑相见，尤其是在微笑起来很困难的时候，更需要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