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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个已解决问题最佳答案 - 由提问者2006-11-25 15:07:17选出
刘鹗祖籍镇江,父亲刘成忠是咸丰二年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道台等职。刘鹗小时聪颖过人,过目成诵,但不喜八股文章,在强烈的求知欲支配下,他广泛地“猎取”了各方面的知识,治河、天算、乐律、词章、医学、儒经、佛典、诸子百家,旁及基督教,无所不窥;另外,在古文字收藏与研究方面也很有造诣,是我国甲骨文收藏和研究的先驱。清季颓败,官僚体系的腐靡也暴露无遗,刘鹗虽出身士大夫官僚家庭,却脱去了士大夫的“循规蹈矩,猎取名利”的旧套,无志功名有心实业,“抱饥溺胞与之怀,以养天下为己任”的思想,走了一条游离于“传统”的“学而优则仕”之外的“实业”救国之路。
刘鹗首先是实业家,抱实业救国的希望。投效河工治理黄河,救黎民于水火;建议利用外资修京汉铁路,开山西煤矿,求富国之道;庚子之变,赈粮平粜,民赖以安;他如开烟草店,悬壶行医不一而足。但诸多义举除治河一事比较成功外,其他也无甚结果,最终反而落得个“汉奸”的罪名,被清政府流放到新疆迪化(现在的乌鲁木齐),并于1909年阴历七月初八日因脑溢血逝世于新疆戌所。刘鹗走了一条不同于当时资产阶级革命者的“错误道路:孤军奋斗地发展其个人的民族资本直到最后归于失败”。(刘厚泽:《刘鹗与〈老残游记〉》,见刘德隆、朱禧、刘德平编《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与其说这是一条失败之路,不如说是一条留下丰富经验的前驱者的荆棘历程。它向人们昭示了民族危亡时刻一个良知的有产者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心路历程,是旧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民族实业家救国思想的可贵尝试,也成为今天我们重新审视他和他的小说时代价值的坐标基点。
《老残游记》是刘鹗的不经意之作。正如刘鹗四子刘大绅所说:“《老残游记》一书为先君一时兴到笔墨。初无若何计画宗旨,也无组织结构,当时不过日写数纸,赠诸友人。不意发表后,数经转折,竟尔风行。不独为先君预想所不及,且先君也未尝有此预想。”(刘大绅:《关于〈老残游记〉》,见刘德隆、朱禧、刘德平编《刘鹗与〈老残游记〉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0页)从上面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老残游记》并非刘鹗为小说而小说之作,而是“赠诸友人”的“兴到笔墨”。这友人据刘大绅所说是连梦青,因避杀戮,隐于上海租界,苦于无力营济,又不受友人钱币,刘鹗便赠稿以接济之。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刘鹗并非职业小说家,这也是他与“南亭亭长”、“我佛山人”和“东亚病夫”的不同之处。所以文学家只是他在后人视野中的定位,但我们却忽略了他的实业家的身份和意义,这也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
在19世纪末的中国天空中,浓云始终遮蔽了阳光,忧患是时代的主题。在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变奏中,旧文学从前台退居幕后,新文学由背景走向前景。“诗界革命”的“我手写我口”是时代命运的诗化召唤。“小说界革命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是对新小说社会作用的极力提倡。由近代翻译所引起的近代小说及新小说的兴起,是世纪末独特的风景。文学的嬗变在新时期历史的淘沙中沉淀,新文学在社会的动荡中脱颖而出。刘鹗的《老残游记》也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出现的,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上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成为新文学的前驱,旧文学的收场。
刘鹗在近代中国社会中,无论在实业救国还是在文学革新中都有先驱者的开拓之功,但文化的多元性在政治一元化中抵消,刘鹗与《老残游记》的成就与启示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只是在人们的头脑中以谴责小说家和谴责小说的定义规定着。但当历史的车轮把我们带到《老残游记》发表一百周年的今天的时候,我们却在寻找中国特色现代化之路的新背景下发现他们新的时代价值。刘鹗与《老残游记》是现代化的另一种阐释,是民间力量的合理表达。清政府的极力扼杀是旧中国的历史悲剧。可幸的是,当代中国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雄心壮志和海纳百川的理论勇气,刘鹗式的民间力量在当下有了千载难逢的施展才能的环境,也定将为我国的现代化注入生机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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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ngjun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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