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焰人
nunu最佳答案 - 由提问者2006-11-27 18:37:48选出
契丹族发源于河北平泉
经过专家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考证，河北省平泉县是古辽国中京畿地，又是契丹祖先活动的地方，为契丹族的发祥地。
经过30多年考古工作，平泉县共发掘和征集文物1.8万件，公布县以上文物保护单位500余处，其中70%为辽金时期的。
特别是位于平泉县蒙合乌苏乡八王沟村大长公主墓的发掘，墓志记述了这位萧太后长女的生平事迹。契丹习俗，亲人亡故，归丧故乡，大长公主死于龙化州，归葬于平泉，可见一斑。
另外在马架子村发现的萧公墓志也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点，作为“宣徽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死于长春州，却归葬于平泉县马盂山。《辽史》记载，契丹始祖是在平泉县马盂山乘白马沿土河东去的，这里的土河就是河北境内平泉的老哈河。
契丹族是中国北方一个古老的民族，自北魏始见于史书记载，共存在一千多年。
云南省境内有一部分自称“本人”的居民，他们被分别归入汉、布朗、彝、佤等民族。“本人”认为自己源出北方，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之后。他们的家谱、传说以及有关史志记载证实了这一点。尤其是刻在墓碑上的零星契丹字以及遗留在“本话”中的一些与蒙古语族语言，特别是与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源出契丹的达斡尔族的语言谐音的成分，可以作为重要的证据，证明今日之“本人”虽然不一定就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嫡系子孙，但他们作为契丹人的后代，大概是没有疑问的。“本话”很可能是古老的契丹族来到云南，借用了当地土著濮人之一支的语言而又融入自身固有的某些词语成分，逐渐发展演变而成的一种语言。
一
契丹，是我国北方古代民族之一。唐末，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于公元907年即可汗位，公元916年称帝，建立了时曰契丹、时曰大辽的王朝，绵延二百余年，与五代、北宋并存，创制过自己的文字的政权。辽亡以后契丹人的去向，素为研究者们所关注，但总的说来，却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开的谜。
1986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布朗族社会历史调查（三）》上刊登桑耀华的文章《施甸县本人（布朗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附件《由旺蒋姓宗支叙》中有这样的一段记述：“盖闻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生于天地之间，皆有木本水源。木有本也，木发千枝皆共本；水有源兮，水流万派悉同源。根深者枝必茂，源远者流自洁也。噫，吾祖籍镇南京，姓耶律氏，名阿保机，先宋登帝于辽，位传十二世至阿育祖，因得疾病而造无量宝塔，霞光远映，由斯醒悟遁世，修身而成正果，位及金马，传于太子，被金人所刻。后裔改称为莽，随师征南有功，升授武略将军之职，实授金齿司住持。数代亦发数枝，分尼鹤庆、邑林、腾越。后至大明洪武十五年，因岳缅造判，维吾祖奉旨调遣马步精兵得胜，分授施甸长官司世袭土舍之职，由此复征蛮夷，陆续落业平安、平戛、猛板，仍袭舍职数代。惟木瓜榔乃九册之土舍旧址，受恩于洪武十五年，钦授永直郎，延至正统，封受武略将军之职，改莽姓为蒋。由始至今，年远代深，阐明裕后矣。”
同一本书上还刊登了杨毓骧的文章《施甸蒲满人（布朗族）社会文化调查》。杨文中的“蒲满人”指的就是桑文中的“本人”。蒲满，是汉文史籍中对云南孟－－高棉语族诸民族先民的一种称谓。汉、晋时统称为“濮”，唐、宋时称“朴子蛮”，元、明、清时称“蒲蛮”。明代分称佤族为“哈剌”。清代始见“崩龙”族称，即今之德昂，其余仍称“蒲蛮”。蒲人（濮人）支系繁多，故素有“百濮”之称。后来，原居于云南南部的部分蒲人发展为现在的布朗族。“本人”是布朗族内部部分居民的自称。他们具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对于被人与蒲满（＜蒲蛮）混为一谈颇有反感。认为自己源出北方，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之后。杨毓骧公布的在昌宁大塘区新谷乡中寨山林中一片本人墓地里发现的题为《阿公碑文原序》的石刻首段就说：“公原籍乃辽东人氏，宋末时，公之先祖保机……越数年，兴元灭金……不意遭逢变世，保机后裔四散奔走，遑遑而迁。□公之先祖移居滇西顺宁而觅其食。”
过去学术界只有过关于达斡尔族是契丹之后的推测，却从未有过把契丹同遥远的云南联系在一起追寻他们之间的共同渊源的。如果云南的“本人”真是契丹族的后裔的话，那么他们的语言里会不会留下一些契丹语的底层？所以，我于1990年冬，怀着极大的兴趣，对云南施甸县的“本人”作了一番实地考察。同行者有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所的蒙古族讲师那顺乌日图，协助我们工作的有云南省少数民族语文指导工作委员会的佤族年轻干部李向荣，接受我们访问和调查的有当地的本人干部、群众（昆明市的蒋蔚复，施甸县的蒋鹤春，大竹蓬的蒋光武，姚关乡大乌邑的蒋少拔，何元乡莽王寨的蒋朝位、蒋朝清、蒋朝章，摆榔乡大中村的李文耀、李才顺、李有能、李关保，木老元乡哈寨的阿文兴、阿文孝等）。根据他们提供的材料，得知本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保山地区施甸县境内。施甸古属哀牢国，西汉设不韦县，蜀汉三国以前归孟获管辖，唐属南诏国，宋属大理国。元灭大理，乃归云南王忽哥赤统治。另外，在保山市、腾冲、龙陵、昌宁、镇康、永德等县，以至大理、楚雄、思茅、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州所属县的一些村寨里也住有本人，人口总数约10余万，除一部分被定为布朗族外，也有被列入香堂（彝）、佤等民族的。大量住在坝区，使用汉语的本人，则选择了汉族作为自己的民族成分，至于他们的历史，综合一些家谱、方志和传说，大致可以确认他们与历史上契丹人的关系。
《元史》中关于忙古带及其父祖事迹的履历，包括转战川黔云南一带和封官进爵的记载，与本人对于自己的祖先的传说颇多相符之处。不过《元史》没有把忙古带的曾祖父耶律秃花当作耶律阿保机的皇族嫡裔加以介绍，只说“契丹人，世居桓州”。根据这些情况似乎可以确定，今日之本人虽然不一定就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嫡系之孙，但他们作为契丹人的后代，大概是没有疑问的。传说中的祖名与《元史》中的记载不合，可能是由于世代口传难免以讹传讹，另外也还有大名小名之间的差异。
二
本人的语言，因山区和坝区而不同。居住在坝区的本人长期与汉族交往，都使用汉语，居住在山区的本人则使用着一种接近布朗语、德昂语、佤语的叫做本话的孟－高棉型语言。无论汉语还是本话里，都夹杂着一些特殊的语言成分。也许这些特殊成分就反映着古老的契丹语底层。
先来看看本人所操汉语中的本族古老语词遗存：
据施甸长官司契丹遗族中的老人们说，传说当初择此地而居是因为此地的山水形势酷似祖州故地。长官司背靠营盘山，山两侧流出两河，一曰鄂母都儿河，一曰额木节儿河。这两个河名很可能是契丹人起的。达斡尔语中把“龙”读作mudur，正合“鄂母都儿”中“母都儿”这个音，“鄂”既可能对应于达斡尔语表宽阔的au，也可能对应于本话中表大的a，达斡尔语中把“生格子马”读作ｍｄЗｉｒ或ｍｄЗ：ｒ，引申为“暴烈的”、“汹涌的”等义，正合“额木节儿”这个音。此河平日温驯柔和，一到雨季据说确实水势凶猛。
本话虽然语法上与布朗语的主要方言一致，如词序属主谓宾类型，修饰语一般位于中心词之后等，但词汇上却有很大差别。我们从大中和哈寨的发音合作人口中一共记录了1326个本话语词，与汉语、布朗语、德昂语、佤语比较分析结果，发现显然借用汉语的词有159个（占11．99％），与布朗语的主要方言谐音的有26个（占1．96％），与德昂语谐音的有32个（占2．41％），与佤语谐音的也有32个（占2．41％），既与布朗语的主要方言又与德昂语谐音的有5个（占0．38％），既与布朗语的主要方言又与佤语谐音的有35个（占2．64％），既与德昂语又与佤语谐音的有5个（占0．38％），与布朗语的主要方言、德昂语、佤语都谐音的有68个（占5．13％），而其他964个词，也就是说占72．7％的词自具特点，既不同于汉语，也不同于布朗语的主要方言和德昂语或佤语。其中有100多个，似乎真的与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语言，特别是与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源出契丹的达斡尔族语言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以哈寨本话为例，与达斡尔语谐音的如（哈寨本话／达斡尔语）：
与蒙古语谐音的如（哈寨本话／蒙古语书面语＊蒙古语口语）：
以上词例无非表现了一些语音的变化。如果以达斡尔语或蒙古语为准来比照本话，再用蒙古语族其他语言加以印证，大致不出下面几种情况：（一）减音或增音现象；（二）语音对应现象；（三）语音换位现象。
而蒙古语本身，拿口语同书面语相比，这种现象表现得尤为明显和普遍。
总起来说，本话很可能是契丹族来到云南，借用了当地土著濮人之一支的语言而又融入自身固有的某些词语成分，逐渐发展演变而成的一种语言。
三
这次考察的一项重大收获，是在施甸县城东北约6公里处蒋姓契丹遗裔聚居的大竹篷村（旧长官司）东山小田坝伯坟坡意外拓得“皇清待赠孝友和平一世祖讳阿苏鲁千秋之墓基”碑一通。碑右首行“甲山庚向”四字之下竟刻有“穴＠①”两个典型的契丹字。
上文已经说过，阿苏鲁是施甸契丹后裔的一世祖。据大楼子蒋氏家谱记载：“有始祖阿苏鲁，任元代万户。 及至明代洪武十六年大军克复，金齿各地归附，至十八年二月内，始祖自备马匹赴京进贡，蒙兵部官引奏，钦准始祖阿苏鲁除授施甸长官司正长官职事，领诰命一道，颁赐钤印一颗，到任领事。”阿苏鲁死于明永乐二年（1404）。后因其孙阿龙谋反遭到镇压，阿苏鲁的墓地也被破坏。一直到清道光癸卯年（1843）十二月四日才为蒋氏子孙重修。
查诸契丹字文献，“穴”作为单体字，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 于宝林、邢复礼著《契丹小字研究》所收资料中凡28见。
并不像阿苏鲁的子孙们过去以为的那样仅仅是“一种说明自己族源的暗号”，而是既属一种族源的象征，同时也是使用祖传文字符号对先人身分的准确记录。
阿苏鲁墓碑虽然只是一块汉字中杂有不过两个契丹字的墓碑，但它的发现却具有重要的意义。过去学者们普遍认为传世契丹文碑铭年代最近者不晚于金代，如萧仲恭墓志、郎君行记等，金以后再也没有在墓志、铭石上镌刻过契丹文字。迄至本世纪二十年代初首次出土辽庆陵碑刻之前，世人仅从北宋王易的《燕北录》和元末明初陶宗义的《书史会要》中见到过辗转传抄的“其大概意思为”“朕敕走马急”等极少数几个契丹字的描画。后来契丹字碑刻发现渐多，但出土地点只限于内蒙古、辽宁、河北等北方省区。而阿苏鲁墓碑则是我国南部边疆第一次发现的唯一一块刻有契丹字的墓碑，其年代远远突破了历史所载契丹文字使用的下限，它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进一步注意：肯定还会有更多更近的契丹文资料出土，为学界提供更多更新的研究材料。
“＠②”字音义均不详，只知它不以单体字的形式出现，与别的原字结合成字在《契丹小字研究》所收资料中共36次，其中出现在字首者8次。
无论从本人的碑记、家谱、方志、传说，以至对本人语言特点的考察中，都可以证明他们确系古代契丹族的遗裔。虽然契丹这个族称尚未被确认，但其存在却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谷去口加三
＠②原字人下加人
参考资料:
http://www.pep.com.cn/200406/ca5218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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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９１６年耶律阿保机建立契丹国家，到耶律延禧于公元１１２５年被俘辽亡，辽存国共２０９年。辽灭亡后，阿保机第八世孙耶律大石又于１１２４年建立了西辽，存国９０多年，１２１８年为元朝所灭。但令人不解的是，伴随着大辽帝国的灭亡，最多时曾拥有１２０多万人口的契丹民族也随之消失得无踪无影。
那么，这个曾经创造了众多文明的优秀民族到哪里去了呢？
我国史学界以往认为，契丹人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大都融入其它民族之中。辽亡以后，除一部分契丹人随耶律大石西迁以外，大部分契丹人仍留居在东北地区。这些契丹人虽大都与女真、高丽、蒙古族融合，但一部分契丹人还是以集团形式保留着契丹民族的风俗习惯。金、蒙战争爆发以后，许多契丹人起事，参加反抗女真人统治的斗争。这部分契丹人有的被女真人镇压，有的投靠蒙古人。投靠蒙古人的这部分契丹人，随着蒙古人东征西讨，契丹人也随之分散到了全国各地。
而随耶律大石西迁的这部分契丹人，在西辽亡后到今伊朗克尔曼省建立一个起儿漫王朝，俗称后西辽。但这部分契丹人的传统习俗已不见，被完全伊斯兰化了。但他们对西方的影响至今仍在，以至现代俄语和拉丁语一直把中国称为“契丹”。
黄斌在《大辽国史话》中记述了一件有趣的事：１３世纪蒙古族南征中亚、西亚等地，将中国火药和管形火器的制作使用方法传到阿拉伯国家，此时契丹已灭亡了１００余年，但成书于１３世纪晚期著名的阿拉伯兵书《马术和军械》，还把火药配方记为“契丹花”，把管状火器记为“契丹火枪”、“契丹火箭”。
达斡尔人是契丹人吗？
是否还有没被其他民族融合的契丹人呢？关于这个问题，清代就有人提出达斡尔人源于契丹人的说法，现代学者也认为达斡尔人是继承契丹人传统最多的民族。我们来到达斡尔人聚居的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进行实地采访，发现这里的达斡尔族有许多传说、习俗、语言等，与史料上记载的契丹族有很深的渊源关系。
达斡尔族一直供奉本族菩萨库烈佛，而库烈儿是８００多年前契丹北迁首领的名字。据史料记载，辽亡后，这个不肯降金的契丹将领，率领一部分契丹人来到嫩江流域，并按照契丹人的风俗，组织氏族部落定居下来。直到明末清初，根河地带的达斡尔酋长根铁木儿还被通古斯人称为契丹酋长。
达斡尔族的狩猎、捕鹰、驯鹰、捕鱼方式也与史料记载中的契丹人大致相同；达斡尔人爱下围棋，他们的围棋和棋盘与我们所见过的围棋及棋盘有很大区别，但与辽墓中出土的围棋及棋盘很相似；达斡尔族至今保持着“同姓可为友，异姓可为婚”的婚俗，同性间不管疏远了多少代，绝不通婚，这与契丹族同姓不婚的习俗也相同；达斡尔族的祭天仪及其神树与契丹族的祭天及“树君”有相通之处；达斡尔族过去盛行火葬和风葬，萨满死后将尸体放在木架上，过几年再将遗骨埋入土中。契丹人也是“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两族同属阿尔泰蒙古语系，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都有相同处；两族都信奉萨满教，“烧饭”致辞骨卜，崇尚黑色，崇拜太阳，行跪拜礼等。
此外，辽代把皇帝的宫帐称为“斡尔朵”，守卫斡尔朵和保护皇帝的军队叫斡尔朵军。皇帝死后，斡尔朵就归守这个皇帝的陵寝。守卫阿保机的军队称“迪斡尔朵”。专家推测，很可能“迪斡尔朵”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演变成现在的“达斡尔”。
云南发现了契丹后裔
契丹人的发祥地乌拉木统草原风光
契丹人发祥地内蒙古自治区西拉木伦河河源。
契丹人的发祥地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乌拉木统草原。
辽亡时，还有一些契丹人南下或北投大漠，千百年来音信渺茫，踪迹难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从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云南民族研究所突然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在距我国北方万里之外的南部边陲云南省施甸县和保山、临沧、大理、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发现了１５万契丹人的后裔，其中以居住在施甸县的为多。
据两个研究所１９９０年以来的调查，这些契丹人就是当年随从蒙古军队远征云南而落籍于此的。他们历经元、明、清和中华民国及新中国几个历史时期，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契丹民族的文化传统。现在，他们在自己祖先的坟墓上仍使用契丹小字，统称“本人”。他们的体质特征也与当地人明显不同，长得比较高大。这些人有阿莽蒋、阿莽杨、阿莽李等姓，明清以来已改为蒋、李、赵、何、茶等姓。
在这些契丹人的后代中，以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蒋家云所珍藏的《勐板蒋氏家谱》中记载的蒋氏家族变迁史最具有代表性：“蒋氏祖先姓耶律氏，名阿保机，创建辽朝，为金所灭。后裔以阿为姓，又改为莽。在元初，随蒙古军队南征有功，授武略将军之职。明朝洪武年间，因麓川平缅叛有功，分授长官司，并世袭土职。后又经历数代，改为蒋姓。”这个家谱清晰地记载了勐板蒋氏家族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后裔，及其姓氏的演变过程。
在保山地区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村蒋文良家中，还发现一本《施甸长官司族谱》，其开篇记有一首四阕七言诗：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上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六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宣抚抚政史，石甸世袭长官司。祖功宗德流芳远，子孙后代世泽长；秋霜春露考恩德，源远流长报宗功。
这首七言诗不仅道出其族源和家族的英雄历史，也点出了“名作姓”的姓氏变化历程。在这本族谱中还插有一幅“青牛白马图”，描绘的是有关契丹起源的古老传说。
在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村寨西隅还建有一座祠院，即蒋氏宗祠。祠院呈南北进深，分前后两院，祠院的正门按契丹人的习俗开在东墙上。在祠院东开门楼正面尖顶檐下，篆刻有“耶律”二字，再下是竖方长匾，匾框内有“蒋氏宗祠”四个大字。在门饰柱之间写有一副对联曰：“耶律庭前千株树，莽蒋祠内一堂春。”在祠院内的墙壁上，绘有具有浓郁北方草原风格的彩绘，类似于辽墓出土的壁画，表现出他们对自己祖先的怀念之情。
近年来，我国专家通过ＤＮＡ测定，发现云南这些契丹后裔与北方辽墓出土的契丹人同源度比较高，并同现今的达斡尔人有很高的同源度，即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从而解开了契丹后裔之迷 -
契丹是我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唐代末年，契丹贵族首领耶律阿保机乘机建立了与五代和北宋相始终的辽王朝。在一些国家的语言例如俄语中至今犹称中国为“契丹”。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也是寻访契丹的副产品。从中足见契丹民族影响之巨。这么一个显赫的民族，肯定没有在改朝换代之际被斩尽杀绝。
利用DNA技术研究民族源流问题是新兴起的尖端科学。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95年向国家科委联合申报了“分子考古学”的课题，并被批准。课题组成员有当时中国医学科学院的杨焕明教授、刘春芸教授、吴东颖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陈智超研究员、刘凤翥研究员、李锡厚研究员和内蒙古的齐晓光、塔拉、陈棠栋、李兴盛等。
研究小组从有墓志为证的契丹人墓葬如耶律羽之家族墓出土的契丹人头骨、牙齿和契丹女尸的腕骨中提取DNA。再去云南宝山地区取阿、莽、蒋姓“本人”和其他民族的血样，还去内蒙古莫力达瓦旗和其他旗、县取达斡尔、鄂温客、蒙古和汉族等人群的血样，从血样中提取DNA。然后经过DNA测序等一系列研究程序，终于得出结论：契丹与达斡尔族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阿、莽、蒋氏“本人”与达斡尔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也是契丹后裔。这一结论令相关族群尤其是“本人”甚为满意。
事实上，此前关于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论，有说源于契丹大贺氏者，有说自古就独立发展于其他民族者，莫衷一是；而云南省保山地区约有十余万阿、莽、蒋姓的“本人”自称是契丹后裔，现在分属十来个民族，也一直极为迫切要求澄清他们的来历。
至此我们终于明白：元代蒙古人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大帝国时，连年征战，频繁征兵，能征善战的契丹族人被征招殆尽，他们被分散到各地，有的保持着较大的族群如达斡尔人作为民族存续了下来。有的好比扔在大海里的一块冰，被当地人同化了。云南“本人”犹如湖南桃源县的维吾尔族人均是元代不同民族的官兵落籍于当地而保存着原来民族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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