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与“关老爷”有些缘分吧。五十年代初曾在北京南城的一座颇有规格的“关帝庙”中居住过几年，身披绿色战袍、左手捋髯、右手拿着一卷《春秋》（当然是明清时代才有的“线装书”）专注读书的形象至今还清晰地存留在我的记忆之中；不久以前，又搬到朝阳区农光里居住，其侧就是“武圣东里”棗大约也是“关老爷”享受百姓香火的地方。不仅居住与关圣结缘，就是十年前开始的游民文化的研究课题中，也涉及到他老人家。以游民为基干的秘密组织里，例如天地会中，是把关羽奉为神明的，开香堂时，“关老爷”画像是要高悬在“忠义堂”正中央的。“桃园三结义”是他们人际谐和、组织团结的榜样。可见天地会对关圣的崇拜是绝对的。当然明清以来，崇拜关羽的不仅是游民这个阶层，他几乎成为全民（主要是汉族和后来的满族）崇拜的对象，满清统治者更是热衷提倡，甚至皇宫之中都有“关老爷”的位置，受到最高的礼遇。然而，非常奇怪的是对关羽的崇拜始终没有摆脱民间的性质，不能完全进入文人士大夫的话语系统，例如如果科举考试中不小心误用了《三国志演义》的典故，其试卷必然会被打入另类，失去了竞逐的机会。因此，一些人类学家说孔夫子代表了大传统，关羽代表了小传统。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一



“崇拜关羽”是民间英雄崇拜的一部分。它是人们的一种心理需求。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在《宗教本质讲演录》中论述宗教根源时曾指出：人性中的软弱的一面和与生俱来的依赖感是宗教起源之一。英雄崇拜也是如此，它也反映了人性中的一种需求和依赖。费尔巴哈还说：“我所必需的东西，就是我所依赖的东西。”英雄崇拜说明了人的软弱的一面、它需要英雄的强悍来支持。关羽的生平及其被后世人们附加上的光环正是人们缺少、并且特别需要的东西，因此他才成为民间英雄崇拜中最为突出的崇拜。

从宗法网络中流离出来的游民在浪迹江湖、求得生存和谋求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深感自己的软弱，因为往昔长期生活在封建宗法的共同体中，而在这个共同体中是保护与控制共存的，这样必然会造成人格的萎缩和怯懦、缺少个性和进取精神。当他们在宗法制度之下时并未感到这些缺欠，可是当他们一旦脱离宗法网络、成为游民的时候，才会意识到这些性格与意识上的缺欠是多么妨碍他们的生存和发展。于是，他们在克服这些缺欠的同时，必然也会寻求意识上补偿、追求自己所缺少的东西、把这些附加在自己所崇拜的英雄身上，形成自己的英雄崇拜，并且以通俗文艺的形式表现出来、形成广泛的影响。

闯江湖的游民需要的英雄是高大勇武、无所畏惧、重朋友、讲义气，而且要与游民有大体相似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经历，最终依靠自己个人的力量“发迹变泰”，甚至上升为“神”。这个崇拜之中最为显要的就是《三国志演义》中的关羽。

历史上的关羽只是三国时蜀汉的一员猛将，他自微时起，便与刘备一起打天下。陈寿在《三国志·关羽传》这样介绍他：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

此后至用了数百字记录关羽一生的功过得失。关羽在与刘备一起的创业中，一度被曹操俘虏，也曾为曹军建立过战功，曹操与袁绍的战争里，于“万众之中”，关羽取袁绍大将颜良之首，解“白马之围”，并因此被封为“汉寿亭侯”。后来，关又归刘备，在为刘备守荆州的过程中，北攻魏之樊城，降魏将于禁，斩魏将庞德，威震华夏。因为性格上缺欠，刚愎自用，给东吴以偷袭荆州的机会，遂败走麦城，被擒身亡。蜀后主谥为“状缪侯”。

如果就史书所记载这点事迹来看，与之相近的，在“二十四史”中不知凡几。在历史中，名声越来越大、由“侯”而“王”，由“王”而“帝”，由“帝”而“大帝”，进而上升为“神”，则只有关羽一人。至明中叶以后关羽的知名度超过孔夫子，成为压过“圣人”的“武圣人”，这是出人意料的。清代的史学家赵翼也觉得很奇怪，他在《陔余丛考》35卷“关壮缪”条中说：

神之享血食，其盛衰久暂，亦有运数，而不可意料者。凡人之殁而为神，大概初殁之数百年，则灵著显赫，久则渐替。独关壮缪在三国、六朝、唐、宋皆未有堙祀，考之史志，宋徽宗始封为忠惠公，大观二年加封武安王。高宗建炎三年加壮缪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英济王，祭于当阳之庙。元文宗天历元年加封显灵威武安济王。明洪武中复侯原封。万历二十二年，因道士张通元之请，进爵为帝，庙曰“英烈”，四十二年又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又封夫人为“九灵懿德武肃英皇后”，子平为“竭忠王”，子兴为“显忠王”，周仓为“威灵惠勇公”。赐左丞相一员，为宋陆秀夫，右丞相一员，为张世杰。其道坛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