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以奥普拉做标准，你觉得达到她的状态很难吗？


陈鲁豫：我会关注她，会希望像她那样。但是我又会觉得，她那个目标太高了，她的标准是我们难以达到的。因为中国跟美国的电视生态不一样，市场也不一样。再有就是我想，有一天要是像她那么成功了，未必幸福。我觉得像她那么成功，需要很高的情商，才有可能保证自己至少过得不太痛苦，她可能属于情商比较高的人，她至少看起来我觉得过得还挺幸福，但我总怀疑一个人那么成功以后能不能幸福，我觉得很难。我一方面觉得到不了她那个程度很沮丧，再一想到了那个程度反而不幸福，到不了心里也很释然。


记者：这是两个国家的文化差异，也是两个国家电视形态的差异，电视人要成为"心灵女王"在奥普拉是可能的，在你这里很难。不是吗？


陈鲁豫：美国是一个名人崇拜的文化环境，但中国是你好，我就把你灭掉。如果谁敢在中国说自己是"心灵女王"，会招人嫉恨。因为别人不希望你高高在上。还有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性格是这样的，不愿意把内心的状态在他人面前表露，在电视上呈现更加困难，他上电视一定是有所保留的。所以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至少现在还不会出现什么"心灵女王"。


还有，我们可能根本上就不需要他人来对我们进行心灵慰藉。我们不需要，其实也不懂。中国人可能更喜欢润物细无声，就是看你的节目我笑了，感动了，我内心的某一个地方被你触碰了，我觉得这就可以了。你真的让我觉得看完你的节目我的内心从里到外像被春雨淋了一样清新，那种感觉我觉得挺难的。


记者：奥普拉的节目是一种非常开放的形态，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进去，三教九流，上至总统，下到小贩，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进入她的节目，而且她有和任何人对话的能力。


陈鲁豫：这可能是一个主持人的基本条件，但是在我们这里做起来是比较难。像奥普拉的节目，总统也会去，国务卿也会去，任何级别的政治人物都可能去，百姓也可以去。我们那个棚就不行，因为我们曾经试过，但是不符合安保的标准，我们要做什么级别人的话，就必须掀掉那个棚，奥普拉的那个棚太棒了，那里安保是没有问题的，我们那个棚达不到，要想做就必须换一个地儿。


还有就是对话的能力。主持人面对一个所谓的名人或者政界要人的时候，观众希望你是不卑不亢的，但你面对一个普通人的时候，他希望你的姿态放低，观众希望这样。我觉得主持人应该具备这样的能力，你要让一个特别是从来没有上过电视的人不紧张，能够很快地说话，该说什么说什么，那确实是需要一种应变能力，但那也是与生俱来的一种亲和力，技巧不管用。你的节目的知名度会有帮助，因为知名度意味着这个人熟悉你，熟悉你本身就会打破一些本来就会有的隔阂，消除陌生感，这些都是需要的，但也很难。


记者：奥普拉是不可模仿的吗？能模仿的只能是形式，不能是精髓吗？


陈鲁豫：谁都是不可模仿的，而且你要是去模仿一个人是很傻的事情，我觉得做我自己就好了，人不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人。我做电视的标准就是，观众看了以后觉得还挺好看的，或者刚刚那个地方挺有意思，挺感动，我觉得每个人看到节目以后他会有自己的感受。我们不能代替任何人去感受，如果非要说我的职业理想，那我希望也许能成为职业寿命比较长的一个主持人。





鲁豫的"秘密武器"


2002年7月，72岁的作家白桦从上海赶到北京一间咖啡馆接受《鲁豫有约》的访问。见到鲁豫的时候，白桦很意外。他以为采访他的人是一个先生。在白桦之前，鲁豫已经做过潘晓、金星、庄则栋、马胜利、张海迪、程琳和毛阿敏。


1979年早春，白桦在《十月》杂志发表电影文学剧本《苦恋》。198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把《苦恋》搬上银幕，更名为《太阳与人》。不过人们只是看过电影海报。1981年，白桦和《苦恋》遭到批判，《太阳与人》被打入冷宫。


白桦至今还珍藏着这部影片的一张电影海报。在鲁豫的采访中，白桦大段大段声情并茂地背诵《苦恋》当中的台词。


"旧版的《鲁预有约》讲述的是这个时代特别缺乏的口述历史，积累起来，就是一部可以补充我们现在历史缺失的很重要的东西。把新版《鲁豫有约》做纵向比较的话，我能看到它有一个不变的东西，这就是鲁豫自己。它保持了过去的优势，甚至有所发展。"北京传媒大学文学院院长苗棣说。


清华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尹鸿则说："新版的《鲁豫有约》从历史走向当代，从故事人物走向流行人物，流行人物带来的更多的是话题。它从讲述性的节目越来越像一个谈话类节目，节目走向和趣味都有比较重要的改变。和我们原来的预期有了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