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1日。

国民政府大本营发布命令，调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赴华北组建第六战区长官部，大本营大元帅蒋介石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亲自指挥上海作战。

蒋介石再次向上海增加兵力，并将战区划分为左中右三个作战集团：

右翼作战军总司令：张发奎上将。指挥第8、第14两个集团军；

中央作战军总司令：朱绍良上将。指挥第9集团军和第17军团；

左翼作战军总司令：陈诚上将。指挥第15、第19两个集团军。

此时，淞沪战场中方已集结兵力达四十余万，几乎全为中央精锐部队。

为了更有效地吸引日军，蒋介石还在部下的劝告和陪同下经常出现在上海前线指挥督战。10月中旬的一天夜里，蒋介石带领第1预备军司令长官李宗仁、大本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等高级将领去淞沪前线。列车行至苏州近郊，突遇几十架日机轰炸，满夭照明弹把夜空照耀如同白昼。列车成了敌机攻击的目标，机车紧急刹车成功，蒋介石等人赶紧下车，钻进站内，侥幸躲过了敌机才得以保全性命。可是，10月22日，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就没这种侥幸了。宋氏乘一辆小车赴上海前线慰劳将士，车行途中，一群黑乌鸦似的日本飞机飞临顶空，扫射轰炸，情形万分危险。司机加大油门想从浓浓的硝烟中冲出险区，不料车速太快，车身猛地蹦出公路，连打几个翻滚，只听轰隆一声巨响，车子在公路下搁了浅。宋美龄的肋骨被折断好几条，头、脸、身子被撞得血肉模糊，昏死过去。同车前往的澳人顾问端纳也受了重伤，动弹不得。

前线将士对敌仇深如海，誓同侵略军血战到底。许多部队在日军重炮、飞机的轰炸，坦克的冲击下，誓死寸土不让。许多阵地被敌人的炮火摧毁殆尽，他们就将战死的战友尸体垒成工事，与日军血战。

用武士道精神训练出来的日本皇军，不惜在危急时刻剖腹成仁。但当他们见了中国军从这惊人的守土血战精神，也无不为之惊恐失色。

日军在上海战场伤亡惨重，裹足不前。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上麻下吕）再次恼羞成怒地发表声明，指责中国政府侮日抗日之势愈加高涨，日本政府不得不再次向华中增加兵力，以对中国军队断然给予一大打击，声称只有彻底打击了华中中国军队的精锐主力，并使之丧失战斗意志，才能迫使中国政府放弃抗日政策等等。

日军统帅部认为由于中国军队主力在华中，如不予华中以重兵打击，则难望达到近卫之政府声明所提出的目的。决定将主战场由华北转到华中。

10月2日，增派独立野战重炮兵一个大队。

10月16日，由华北调上海独立攻城重炮兵两个大队、坦克一个大队、独立轻装甲车三个中队等部队。

10月初，日军统帅部下令编成第１０军，增援上海战场，令其在杭州湾北岸登陆。第10军所辖兵力为第6、第5师团（华北转调）、第18师团（满洲转调）、第114师团（国内新编），军直部队和兵站部队（华北转调），第1、第2后备步兵团（日本国内新编）。

10月中旬，海军新设第4舰队，负责向上海转运兵员。

11月7日，日军统帅部下令编成华中方面军、由松井大将充任方面军司令官，统辖侵华日军之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此时，华中日军兵力为两个军，陆军九个主力师团和其他直属特种部队，以及海军第三舰队、第四舰队和空军部分，共三十万兵力以上。而华北此时仅陆军两个军，7个师团的兵力。

为加强华中方面军统帅力量，日军参谋本部第三部长（土冢）田攻少将和武藤大佐转调华中方面军，分别担任参谋长及参谋副长。此二人曾积极主张向华中增兵，将主战场放在华中。

实际上日军统帅部完全为中国方面的计谋所制约在华中摆开了一副大决战的架势。只有到八年的苦战之后，他们才知道在战略布局上，把自己摆到了被动的一方。在这水乡泽国吃尽苦头而一败涂地。

正面对抗是战争中常见的最普遍的战争形态，抗战初期的正面战场是日军展开战略进攻，中国军队处于战略防御，这是无从选择的。而敌后战场则不然，它不能自然形成，必须靠战争指导者在知己知彼的条件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灵活性和创造性去开辟。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开始前后，全面科学地分析中日战争的形势和敌、我、友三方的具体情况，认为：敌强我弱，中国在军事上单靠正面防御是难以取胜的，还必须到敌人的后方去发动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敌小我大，日军兵力不足的敌后广大乡村地带必然成为开辟抗日根据地的理想区域；国民党军装备水平远远高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且控制全国资源，八路军、新四军等善于做群众工作，长于游击战和运动战，适于担负开辟敌后战场、坚持敌后抗战的战略任务。因而，“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的这种分工，既符合全面抗战军事战略上的需要，又符合国共两党和两军的自身情况。两个战场缺一不可，在统一战线旗帜下，发挥各自的优长，采取不同的作战形式和手段，以抗击日本侵略者。两个战场的相互配合，构成了有利的战略布局。

敌后战场积极配合和支援正面战场

全面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人民武装同国民党军队在战役层次上进行了密切的配合。

这种配合，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许多切合实际的作战意见与建议。当国民党军与日军进行忻口、太原会战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向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建议：要加强娘子关和龙泉关的防守，以保障太原侧翼安全；战役部署上应将主力置于日军两翼，一部扼守正面阵地，实行积极的运动防御作战。可惜的是，这些建议未被国民党军接受，导致全线溃败、太原失守的危局。在正面战场第五战区进行徐州会战时，周恩来、叶剑英等积极向李宗仁、白崇禧建议：在津浦路南段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阻敌北上；在津浦路北段，以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守点打援，各个击破。这一战役指导方针得到李宗仁的赞同，从而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这种配合，更体现在国共两军在作战行动上的协调、支援与策应。1940年8月，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战场发动了有105个团、20万人参加的“百团大战”，时间长达5个多月，歼灭日伪军4万多人，瘫痪了日军的主要交通线，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极大地支援了正面战场。对此，蒋介石在给八路军的嘉奖电中称：“贵部发动百团大战，不惟予敌寇以致命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之鼓舞。”1944年春，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敌后战场发起强大攻势，实施局部反攻，有力地牵制、打击了日军，使沿平汉路南下的华北日军在进攻至平汉线南段之后，不得不回师华北。

正面战场较好地配合支援敌后战场

在战略防御阶段，正面战场对敌后战场的配合、支援也是比较好的。正如毛泽东所说，“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同我党的关系也比较好。”

全面抗战初期，正面战场作为日军的主攻方向，抗击了日军的主要兵力，在战略防御阶段是中国抗战的主战场。从“七七”事变到武汉失守的一年零四个月间，正面战场先后进行了忻口、淞沪、徐州和武汉4次大规模战略防御性作战，共毙伤俘日军25万余人，彻底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速战速决战略企图。同时，它在客观上也起到了掩护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等在敌后实施战略展开的作用。

在敌后战场形成之初，国民党军或直接配属八路军或间接配合八路军进行反围攻作战，都曾起到了积极作用。1938年4月，八路军总部指挥一二九师、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和山西新军一部，在配属的国民党军2个军另3个师的积极配合下，粉碎了日军3万余人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九路围攻”，并收复县城17座。

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同时打击侵华日军，使其顾此失彼，这既有利于消灭敌人，又有利于保存自己，由被动变主动，由弱变强。八年全面抗战中，正面与敌后两个战场共进行重大战役200余次，大小战斗20多万次，歼灭日军150余万人、伪军118万多人，接受投降日军128万余人。不难想像，如果只有一个战场，那么日军就可以毫无顾忌地集中全力于一线作战，使其“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战略图谋得逞。

八年全面抗战期间，虽然两个战场的配合并未尽如人意，但两个战场都功不可没。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战胜强大的敌人，要独立、富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团结一致，和衷共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