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是在清，主要代表“桐城三祖”，分别

桐城派文论体系和古文运动的形成，肇始于方苞，经刘大而渐大，至姚鼐而益昌。
方、刘、姚被尊为“桐城三祖”。
    早在青年时代，方苞就有“以八家之文，载程、朱之道”的志向。25岁时，他在京
师与姜宸英、王昆绳论“行身祈向”时就曾说过：“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
之间”（王兆符：《望溪文集序》）。方苞论文以“义法”为中心，或以专著，或以评
点，或以书柬及书序，宣扬提倡义法说，奠定了桐城派文论的基石。雍正11年（1733年
），方任翰林院侍讲学士时，替和硕果亲王编《古文约选》，提供了一部“义法”示范
书。在“序例”中，阐述了道统与文统统一的问题，揭示了“助流政教之本志”。此书
当即“刊授成均诸生”。乾隆初，又“诏颁各学官：，成为官方的古文教材，从而使义
法受到士林的普遍重视。方氏门下弟子有桐城刘大、叶酉、张莘农，宁化雷，吴江沈彤
，天津王义朴，仁和沈庭芳和大兴王兆符等。其中，刘大长于古文，辞如欧、苏，文气
富丽，能发扬桐城文风。
    刘大一生主要致力于教学和著述。其论文重神气音节，在“法”的方面补充了方苞
未发之意，成为继方苞之后推动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刘的弟子以桐城姚鼐、王灼，歙
县吴定、程晋芳，阳湖钱伯等最著。钱伯、王灼又“诵其师说于其友张惠言、恽敬”。
张、恽均为阳湖人，为文除取法六经八家之外，同时兼取子史杂家，笔势放纵，世称张
、恽及其门徒为“阳湖派”。阳湖派实为桐城派初创时期的别支。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人物。乾隆二十四年（1777年），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
寿序》中，首次亮出桐城派的旗号：“在京师，歙程吏部，历城周编修语曰：为文章者
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圣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
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桐城乎！”此文还阐述了方苞、刘大以及姚鼐之间
的师承关系，揭示了桐城古文形成派系的端绪。
    姚鼐初学古文于伯父姚范，继师事刘大，官至刑部郎中，参与过《四库全书》的编
纂。中年辞官，历主敬敷、梅花、紫阳、钟山等书院讲席。姚鼐之文，纡徐卓，高洁深
古。其论文强调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并重，并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
色”为作文之道，以及阴阳刚柔的文章风格问题，使桐城派的理论体系真正充实、完善
起来。他所编选的《古文辞类纂》，贯彻其论文精神，风行一时，有力地扩大了桐城派
影响。
    姚鼐的学生数以千计。著名的有桐城方东树、刘开、李宗传、方绩、姚莹，上元梅
宗亮、管同，宜兴吴德旋，阳湖李兆洛，娄县姚桩，新城鲁九皋、陈用光，宝山毛岳生
等。其中梅宗亮、管同、方东树、姚莹（一说刘开）被称为“姚门四杰”。姚门弟子又
转相传授，徒友日众。南北诸省，皆有桐城传人，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古文流派。
    姚鼐之后，桐城善古文者中，又有所谓小戴（钧衡）、方（东树）、刘（开）、姚
（莹）。与前戴（名世）、方（苞）、刘（大）、姚（鼐）一起号称“桐城八家”。
    三、中兴与终结
    桐城派声势显赫达两百多年。但就在它鼎盛之时，批评、反对之声亦不绝于耳。鸦
片战争以后，中国已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固守封建道统、文统的
桐城派壁垒开始发生动摇。这时，湘乡曾国藩站出来，以其政治实力和个人才华，网罗
一批桐城文人，使趋于衰落的桐城派一时有中兴之势。曾氏自称私淑姚鼐，主张“文章
与世变相因”，于“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加入“经济致用”的宗旨，文风追求雄
伟闳肆。他对桐城派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世称“湘乡派”，其实是桐城派的变体。
    曾国藩弟子中，以武昌张裕钊、桐城吴汝纶、遵义黎庶昌、无锡薛福成民重一时，
各有建树，有“曾门四大弟子”之称。张、吴立教燕冀，弟子多达数百人；吴氏高足有
桐城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通州范当世，新城王晋卿，武强贺涛以及日本人中岛裁
之、中岛成章等。侯官严复、林纾亦以吴氏为揩范，并衍成侯官派。吴汝纶和马其昶因
在散文写作上成就较高，被分别称为桐城派“后起之秀”和桐城派“殿军”。
    随着中国近代社会民族危机的日益加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愈益尖锐，资产阶
级随之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尽管当时在一些桐城派作家的古文创作中，表现了爱国主义
、维新图强的思想倾向，但以维护封建意识形态为思想政治基础的整个桐城派，已日益
不容于时势了。而且，随着时代和语言的发展变化，桐城古文的语言文章体式，也逐渐
成为思想文化交流的障碍。晚清，资产阶级改良派创造了流利明快、通俗易懂的“新文
体”，这对桐城派古文的正统地位，无疑是一次根本动摇。“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
，桐城派被视为“谬种”而成为时代洪流的冲击物，进而宣告了桐城派古文运动的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