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乃武，字书勋，又字子钊，曾有一兄长，名乃文，三岁时夭折，所以人们称杨乃武为“杨二先生”。他于清同治十二年八月中了举人，时年33岁。杨乃武还有一个姐姐，叫杨淑英，出嫁给叶梦堂，不幸丈夫因病早故，家内无人，因自小与杨乃武姐弟感情深厚，就常到杨乃武家居住。

本案的另一个主人公小白菜，原名毕秀姑，乳名阿生。咸丰六年（1856）出生于余杭县仓前镇毕家堂村，其父早逝。毕秀姑8岁时，母亲毕王氏嫁给在县衙当粮差的喻敬天为妻，人称“喻王氏”。“小白菜”这一称呼不见于当时的史籍资料，时人的笔记、《申报》的报道中也未采用此称。据考，这一称呼当是案情大白之后，文艺家在文艺作品中的创造，不少作品都以毕秀姑喜欢穿绿色小褂，系白色围裙，人又清秀灵动，就称之为“小白菜”，又因其嫁给做豆腐的葛品连，又称“豆腐西施”。本文为体现该案原貌，按史料所载称“葛毕氏”或“毕秀姑”。
毕秀姑18岁与丈夫葛品连成亲，而杨乃武的房子除了自家居住外，还有一间余屋，便以每月八百文的价格租给他们居住，此后，杨乃武与葛品连夫妇同住一个楼房内。葛品连在豆腐店当伙计，店铺离家路途较远，不得不起早贪黑，有时节省往返时间，他就经常晚上宿在店中。租住杨乃武家屋房子，两家相处和谐，毕秀姑常到杨家聊天吃饭，杨乃武教毕秀姑识字经。街坊中好事之徒便传言“羊（杨）吃小白菜”。杨乃武为避嫌疑，以行情见涨提出要把房租提高到每月1000文，葛品连遂搬出杨家，移住太平弄口。

十月初七日，葛品连身发寒热，膝上红肿，葛毕氏知道丈夫本来就患有流火症，劝他找人替工，回家休养。葛品连认为无甚大碍，执意不肯，支撑病体勉强上工。这样硬捱了两天，病情日趋加重。初九日早晨，葛品连实在支撑不住，只好请假回家，途中屡次呕吐。询问他病情，说自己连日来体弱气虚，大概是流火病复发，嘱咐妻子拿1000文钱购东洋参、桂圆煮汤以补元气。买回东洋参和桂圆，葛毕氏煎成汤药给丈夫服下，傍晚时分，葛毕氏听到丈夫喉中痰响，急忙上前照料，却见丈夫口吐白沫，已经不能说话，请医生延治，也无效果，葛品连捱到十日下午申时，气绝身亡。当时时令虽已是十月深秋天气，可南方天气闷热潮湿，屋内又通风不畅，加上死者身体肥胖，到了第二天即十一日晚上，尸身发变，口鼻有淡血水流出。其义母冯许氏怀疑他中毒，其母葛喻氏遂以其子死因不明，告之县衙，恳求相验。

余杭知县刘锡彤，天津盐山人氏，道光丁酉科顺天乡试举人，此时他已经年近七十，先前在余杭任过两年知县，这已经是他第二次担任余杭知县。他十月十二日一大早接到诉状，见是命案，即刻准备，叫来仵作沈祥和门丁沈彩泉及一班衙役前往葛家勘验，探访案情。仵作沈祥见口鼻内存血水流入眼耳，认作“七窍流血”，用银针探入咽喉有青黑物，认为服毒致死。刘锡彤询问毕秀姑，供不知情。刘锡彤因听说过羊吃白菜的传言，便将葛毕氏带回县衙，胸有成竹，认为很快就能破案，查出凶手。他吃过午饭，稍事休息，立即升堂审问。刘锡彤，先问葛毕氏丈夫因何中毒身亡，威逼葛毕氏说出毒死丈夫实情。葛毕氏连呼冤枉，坚称自己毫不知情，刘锡彤用了一下午时间，审问依然毫无进展。

　　刘锡彤见问不出头绪，就直奔主题，打算突破葛毕氏的心理防线，逼问其是否认识杨乃武，与其什么关系。葛毕氏供认认识杨乃武，但对丈夫的死仍表示毫不知情，刘锡彤平素对奸夫淫妇深恶痛绝，见葛毕氏诡辩抵赖，目无王法，忍无可忍，下令用刑。　

开始先用拶刑，葛毕氏疼得冷汗直冒，却咬紧牙关极口否认，审讯没有果。刘锡彤又叫衙役剥去葛毕氏上衣，用开水浇在背上，仍无效果，再用烧红的铁丝刺穿葛毕氏的乳头。葛毕氏撕声裂肺，几次昏死。刘锡彤审讯了近十个时辰，从下午一直审到半夜，葛毕氏最终难耐酷刑，招认了与杨乃武因日久生奸，进而用砒霜谋害亲夫葛品连的“实情”。

刘锡彤即传杨乃武对质。杨乃武不认，怒斥知县诬陷。因杨乃武是新科举人，不便动刑。次日一早，刘锡彤便呈报杭州知府，因杨乃武涉嫌通奸谋毒，请求革去其举人身份。由于朝廷革除杨乃武举人身份的批复要等一段时间，刘锡彤不能对杨动刑。此案杨乃武没有招供，但葛毕氏已将案情供认清晰，按照清律，可以认定案件初审结束。刘锡彤认为案情已明，就将验尸结果和审讯情况详报杭州府。 初审结束，案情进入二审程序……

杭州知府陈鲁，是军功出身，对文人素有偏见，认同仵作“中毒而死”的报告，采信了刘锡彤的审问结果，对卷宗陈述的案件经过信以为真，不再细致追查。因主要案犯杨乃武尚未招供，当天下午，陈鲁即亲自督审。此时朝廷革除杨乃武举人身份的批复已到，杨乃武仍坚不招认，陈鲁就开始动用大刑，诸如杖刑、夹棍、踏杠、跪天平架等毒刑严加逼供。杨乃武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数次死而复苏，最后忍无可忍，孤注一掷，宁愿被斩首也不愿受此皮肉之苦，含屈招供。

两个案犯已经招供，余下的就是追查证据——砒霜的来源。陈鲁迅问杨乃武，杨乃武无从作答，追问急了，想起十月初去杭州时路经仓前镇时，曾见到一家标着“钱记爱仁堂”的药铺，便随口供认：说是初三日以毒鼠为名，在仓前钱宝生药铺买红砒四十文，交葛毕氏。为补齐钱宝生卖砒的旁证材料，刘锡彤回余杭传讯钱宝生核查，钱宝生供称自己名唤钱坦，没有用过钱宝生的名字，爱仁堂是小药铺，没有卖过砒霜。县衙师爷陈湖对钱宝生威胁利诱，又请任县衙训导的仓前人章浚致函钱宝生，嘱其大胆承认，决不拖累，如不承认，有杨乃武供词为凭，要加重治罪。钱宝生才作了伪证，出具卖砒文书。

杭州知府陈鲁见三证已齐，又加上杨乃武和葛毕氏主犯的供认，认为此案葛毕氏与杨乃武通奸谋毒本夫，淫恶蔑伦，铁证如山，应按律问罪。于是作出判决，以因奸同谋杀死亲夫罪判处葛毕氏凌迟处死，以起意杀死他人亲夫罪判杨乃武斩立决。

　　 作为官僚，陈鲁对人命案也不敢太过草率，他见证人所供葛品连死时症状“口鼻流血”与尸检记录的“七窍流血”不符，就责令刘锡彤奏明情况。刘锡彤并不重新勘验以明真相，而是将证人供词中的“口鼻流血”一律改为“七窍流血”，以消除案中破绽。卷宗呈交陈鲁后，陈鲁又审核一遍，才上报按察司核准。至此，杨毕案的二审结案

按察司是职掌全省案狱的专职审判机构，其最高长官称按察使，当时浙江按察司按察使是蒯贺荪，他出身举人，不像陈鲁那样蔑视读书人。接到杭州知府陈鲁呈交的案卷后，蒯贺荪并没有立刻采信审讯结果。他觉得因奸谋毒与杨乃武举人的身份不相称，因为考中举人在当时殊为不易，一旦中举，就很可能考中士，入仕做官，前途无量。他很感蹊跷，带着疑问调阅了全部卷宗，并审查了杭州府的结案报告，还组织了两次讯问。此时，杨乃武、葛毕氏经过两次刑讯，均已心灰意冷，毫不抵抗，照前供述。蒯贺荪见案犯所供无异，又叫来初审的刘锡彤和二审的陈鲁询问审判经过，并追问审讯是否有可疑之处。刘锡彤和陈鲁二人信誓旦旦地说，此案铁证如山，绝无冤屈。蒯贺荪见此，就召案犯、证人画押通过，将案件上报浙江巡抚。三审就此草草结束.

浙江巡抚杨昌浚为人正派，在当地很有政声，深得百姓拥戴。接到案件后，为把案子办得扎实，他认真阅读卷宗，亲自审讯案犯、证人，但杨乃武、葛毕氏二人早已屈打成招，料想难以翻案，便依样画供。杨昌浚见此，并不草率结案，而是别辟蹊径，委派手下郑锡滜微服到余杭私访，郑锡滜几天的微服私访，所得的只是一些刘锡彤专为他准备的假情报，却自认为暗访很有效果，回到杭州向巡抚杨昌浚禀报说当地百姓对杨乃武、葛毕氏通奸杀夫切齿痛恨，该案确实“无冤无滥”，并汇报了暗访过程。同治十二年（1873）十二月二十日，杨昌浚根据审问和暗访结果，完成了结案报告，认为该案证据确凿，维持原判，上报朝廷。至此四审审结。四审是终审，只等朝廷批准就可对杨乃武、葛毕氏执行死刑了。


杨乃武从家人口中得知浙江巡抚即将把该案递交给朝廷审核，心知如果错过此次机会，将永无翻身之机，就在狱中写了一篇亲笔申诉状，陈述自己实因葛毕氏诬陷而被拘捕，审判官刑讯逼供而屈打成招的事实。由胞姐杨淑英带出，会同其妻詹彩凤，上京向都察院控告，结果都察院将案件发回浙江重申。同时，也下文给浙江巡抚，要求务必查出漏洞和可疑之处。浙江巡抚杨昌浚接到都察院令，认为既为无可置疑的铁案，很是不屑，就将该案交给原审结案的杭州知府陈鲁审查。

　　陈鲁虽认定此案已经案情大白，铁证如山，但上级命令又不敢违抗，就又另外传讯了地保王林、房东王心培等证人。几个证人见犯人早已供认，也胡乱供认以免沾惹是非。陈鲁见与原审无异，仍旧按照原审判决再次上报浙江巡抚杨浚，杨昌浚随之上报都察院。都察院见案情无任何疑问，同意结案。五审也草草收场。杨家第一次京控失败。

同年六七月间，杨乃武的妻子杨詹氏还到浙江巡抚、按察司衙门上告，均无结果。杨淑英便找杨乃武在杭州的同学吴以同，吴以同在胡雪岩家任西席，正巧兵部右侍郎夏同善丁忧期满回京，途经杭州，胡雪岩为他饯行。席间，吴以同说及杨乃武之冤案，把杨乃武姐姐叶杨氏上京告状并准备冒死二次进京上告的情况告诉了胡雪岩。胡雪岩大为触动，深表同情，委托吴以同把叶杨氏引荐过来，答应资助他们全家的进京上告的路费和在京的所有生活用度。得到了胡雪岩的资助，九月，杨淑英与詹彩凤二上北京，夏同善介绍他们遍叩浙籍在京官员30余人，并向刑部投递冤状。
刑部责令浙江再次重申此案，浙江巡抚杨昌浚得到圣旨，不敢再象上次一样交杭州知府陈鲁审讯。他绞尽脑汁，试图另辟蹊径，想到由局外人审判此案可能会更为中立客观，不会先入为主，就委托刚刚到任的浙江湖州知府锡光以及绍兴知府龚嘉俊、富阳知县许嘉德、黄岩知县陈宝善等几个下属共同审理。在交接案件时，杨昌浚还对他们谆谆教诲，强调应秉公执法，不枉不滥。杨乃武见此次审讯是朝廷圣旨下令，又没有动刑，知道所写申诉材料起了作用，就推翻原来所有的有罪供认，重新说明自己与此案毫无瓜葛。葛毕氏也趁机全部翻供，否认自己毒死丈夫。审来审去，杨毕二位主犯就是不供有罪，三位官员毫无头绪，既无法维持原来判决，又难以推翻原先审判。三位审问官主动递交辞呈，请求另择大员审理，六审就这样毫无结果，不了了之。

无奈，夏同善又联络军机大臣翁同龢，把本案内情面陈两太后。清廷下谕，派礼部侍郎胡瑞澜（时兼任浙江学政）为钦差，在杭州复审。审讯时，由于杨乃武与毕秀姑翻供，胡瑞澜动用大刑，把杨乃武两腿夹折、毕秀姑十指拶脱。杨、毕两人在重刑之下，再度诬服。杨乃武悲愤的写下“举人成犯人，斯文扫地；学台变刑台，乃武归天”。 光绪元年（1875）十月初三日，胡瑞澜上奏皇帝和皇太后，称此案无有冤滥，拟按原审判罚定罪。葛毕氏以因奸同谋杀夫罪，拟凌迟处死，杨乃武以奸夫起意杀死亲夫罪，拟斩立决，七审结案。又令

十二月，浙江士绅吴以同、汪树屏等三十余人联合上告，请求将人犯解京审讯，以释群疑。由于反响太大，胡瑞澜再次重审，但杨乃武葛毕氏认为已经没有翻案可能，仍照前供述，审讯没有任何突破。期间夏同善等京官多次在慈禧太后前为此案说话。朝廷下旨，责令杨昌睿将此案所有卷宗、人犯、证人、连同葛品连尸棺押运到京。刘锡彤也解任同行。刑部递解该案人犯、证人分三批进京。第一批是葛毕氏一人出发；第二批是一干证人；杨乃武一人被安排在第三批。因当时交通不变，押解犯人按规定又不能走水路，一路长途跋涉，要走两个月左右方能到京，可谓千辛万苦。因系奉旨进京，朝廷还特派了一位候补知县亲自押送，寸步不离。

光绪二年十二月，刑部大审，都察院、大理寺会审，杨乃武剖辩案发经过，否认通奸谋毒之事，毕秀姑口呼冤枉，照实直说。又审问尸亲及证人，提审门丁沈彩泉、仵作沈祥、爱仁堂药铺伙计等人，都供出真情。接着，开棺验尸，确属病死，并非中毒。蒙冤三年多的案件终于真相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