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内
最佳答案 - 由投票者2008-06-12 02:29:35选出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钟山，谥文。
安石从小随父宦游南北，对北宋中期隐伏的社会危机有所认识。在他进入仕途地方官吏时，能够关心民生疾苦，多次上书建议兴利除弊，减轻人民负担。由于较长时期接触了解社会现实，“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嘉佑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帛大官僚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在他任参知政事和宰相期间，取得神宗的支持，抓住“理财”和“整军”两大课题，积极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方田均税、免役、市易、保甲、保马等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或“熙宁变法”。由于受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坚决反对，神宗后来也动摇、妥协，革新派内部又产生裂痕等，新法终被全部废止。安石变法，虽然归根结底是为加强皇权，巩固封建地主统治地位，但在当时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国强兵，确曾起了推动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称誉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一五二页）。
为了给变法确立理论根据并反击守旧派，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尚变者，天道也”，用“新故相除”的进化观点驳斥了守旧派的“道不可变”的形而上学论调。同时又公然提出“祖宗不足法”，认为“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司马温公传家集．学士院试李清臣等策目》）。在变法过程中，他更设置专局，使子芳及门人修撰《诗》、《书》、《周官》三经新义，对新政从理论上加以解释与阐发，并通过政府力量作为学校诵习的定本，被称为“新学”，直接或间接为推行新法服务。上述这些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安石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安石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灸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事增加思想深度，显得布局灵活并又曲折多变。
安石的诗歌，大致可以罢相（1076年左右）划界而分为前、后期，在内容和风格上有较明显的区别。“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后为群牧羊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叶梦得《石林诗话》）。前期的诗歌，长于说理，倾向性十分鲜明，涉及许多重大而尖锐的社会，问题注意到下层人民的痛苦，替他们发出了不平之声。《感事》、《兼并》、《省兵》等，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描写和提示了宋代国势的积弱或内政的腐败，指出了大地主、大商人兼并土地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提出“精兵择将”的建议；《收盐》、《河北民》等，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备受统治者迫、害压榨的悲惨遭遇；《试院中》、《评定试卷》等，则直接抨击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要求起用具有经世济国的人才；《元日》、《歌元丰》等，热情地讴歌了变法带来的新气象和人民的欢乐；《商鞅》、《贾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功过得失的价，抒发了自己的新的见解和进步意义。安石后期的隐居生活，带来了他的诗歌创作上的化。他流连、陶醉于山水田园中，题材内容比较狭窄，大量的写景诗、咏物诗取代了前期政治诗的位置，抒发一种闲恬的情趣。但艺术表现上却臻于圆熟，“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沉沆瀣生牙颊间。”（《后山诗话》载黄鲁直语）和《泊船瓜洲》、《江上》《梅花》、《书湖阴先生壁》等诗，观察细致，精工巧丽，意境幽远清新，表现了对大自然美的歌颂和热爱，历来为人们所传诵。
从诗体说来，安石的古体诗虽然多用典故，好发议论，但象《明妃曲》、《桃源行》篇，立意新颖，充满着情感和丰富的想象。律诗则用字工稳，对偶贴切，但有时不免失于过多的雕刻。五绝和七绝尤负盛誉，“王半山备众体，精绝句”（《寒厅诗话》），“荆公绝句妙天下”（《艇斋诗话》）。他的诗对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被称为“王荆公体”（严羽《沧浪诗话》）。
安石的词，今存约二十余首。虽不以词名家，但其“作品瘦削雅素，一洗五代旧习”（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桂枝香.金陵怀古》一词，通过描写金陵（今江苏南京市）壮景及怀古，揭露六朝统治阶级“繁华兢逐”的腐朽生活，豪纵沉郁，被赞为咏古绝唱。它同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一词，开了苏东坡豪放的先声，给后来词坛以良好的影响。
从文学角度总观安石的作品，无论诗、文、词都有杰出的成就。北宋中期开展的诗文革新运动，在他手里得到了有力推动，对扫除宋初风靡一时的浮华余风作出了贡献。但是，安石的文学主张，却过于强调“实用”，对艺术形式的作用往往估计不足。他的不少诗文，又常常表现得议论说理成分过重，瘦硬而缺少形象性和韵味。还有一些诗篇，论禅说佛理，晦涩干枯。这些都是他在艺术观和创作上的局限。
二、变法与天意
熙宁二年二月，王安石以翰林学士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一职，主持变法。就在这一月，宰相富弼上书论天人之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载此事的前因后果道：
富弼因足疾未能入见。有为帝言灾异皆天数，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弼闻而叹曰：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弼谏争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即上书数千言，力论之。
这个“有为帝言”者，实际上是指王安石。富弼的《论灾异而非时数奏》，首先列举了当时发生的天文变异和地震状况，说这是大可惧怕的事。他说孔子作《春秋》，不记祥瑞而记灾异，就是为了让君主恐惧修德，以应天地之变，并没有将灾异归于时数。而董仲舒的对策，说灾异是由于
朝政所致，是完全正确的。若帝王为政和，百姓喜悦，天地就会以和气应之，从而阴阳气顺，百害不生。若为政不和，阴阳不顺，就会有各种灾害。他劝告宋神宗切不可把灾异归于时数而不恐惧，否则就将会有董仲舒说的“伤败乃至”的大祸发生。富弼的上书表明，变法一开始，关于变法是否合乎天意，王安石对待天命、天意的态度问题，就发生了严重的斗争。
第二年、即熙宁三年，宋神宗正式提出了王安石对天意的态度问题。《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载：
帝谓王安石曰：陈荐言，外人云，今朝廷以为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学士院进试馆职策，其问意专指此三事。
把外界的传言作为制科考试的策问题目，要应试者对此一问题作出答复，事实上是让应试者表明自己的宗教-政治态度，这就不仅是一般的传言，而是已经成为严重的宗教－政治问题。王安石恳切而明确地向宋神宗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安石曰：陛下躬亲庶政，唯恐伤民，惧天变也；陛下采纳人言，事无大小，唯是之从，岂不恤乎？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义理，何恤乎人言！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祖宗何故屡变也？今议者以为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陛下试如此，则彼异论者，必更纷纷矣。
外界传言说是“朝廷以为”，这就不是专指王安石，而是也包括神宗在内，并且首先是指神宗。所以王安石首先说明神宗是畏天变的，这实际中也是为自己辩白。这一条，是三条指责中最严重的一条。王安石对于第二条可以有条件地承认，对于第三条则可以毫无顾忌的承认，但对于第一条，则决不能有半点承认。否则他就将成为名教罪人，他的一切言论就都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他的一切变改措施都将付诸东流。
实际上，王安石也不是不畏天变。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易传》说：“天垂象，见吉凶”。作为一个儒者，不畏天变，也就是不畏天命，那就是一个小人，就不配做一个儒者。王安石也不是这样的人。在前述王安石的《周官新义》中，他就明白表示，天的吉凶之变，是人所感召。若遇这种情况，人就应修政，来回答天变。这是传统的因天变修德、修刑思想。在《洪范传》中，王安石明确表示反对两种对待天变的极端倾向：
况天者，固人君之所当法象也。则质诸彼以验此，固其宜也。然则世之言灾异者，非乎？曰：人君固辅相天地以理万物者也。天地万物不得其常，则恐惧修省，固亦其宜也。
今或以为天有是变，必由我有是罪以致之；或以为灾异自天事耳，何予于我？我知修人事而已。盖由前之说，则蔽而葸；由后之说，则固而怠。不蔽不葸、不固不怠者，亦以天变为己惧，不曰天之有某变，必以我为某事而至也，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
说某个天变，就是为某人、某事而生，这是汉代儒者的普遍意见，也为后代的不少儒者所坚持。但是就在汉代，出现了某种天变，究竟是为哪件事？当时就争论不休。《汉书．五行志》所载，董仲舒、刘向、刘歆，对同一天变有三种不同的解释。西汉末年，谷永和其它儒者，对天变的解释也大相迳庭。汉代因天变要策免三公，魏文帝曹丕废除了这种作法，说天变首先是君主自己的责任，这也是对天变的不同解释。越到后来，天变不必定是为某事而发，已经日益成为儒者们的普遍意识。欧阳修《新五代史．司天考》，不再记录某种天变所对应的人事，就是“天变不必定为某事而发”思想的典型表现。王安石反对“蔽而葸”者，不过是当时大家都具有的意识。反对者也未必就认为天变一定是为某事而发。他们之所以制造这样的传言，不过是对王安石的蓄意诋毁罢了。正如司马光所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三不足”说，特别是其中“天变不足惧”，就是这种毁之太过的表现之一。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宗教气氛的浓重。
《宋史．王安石》传载：
三年十二月，（王安石）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明年春，京东、河北有烈风之异，民大恐。帝批付中书，令省事安静以应天变，放遣两路募夫，责监司、郡守不以上闻者。安石执不下。
这条记载，就明确是在指责王安石不惧天变，一意孤行，而神宗还是惧天变的。这是史书、也是王安石当时或稍后的儒者们对王的指责。
熙宁五年，有人开始直接指责新法违背天意。《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九载：
辛丑，司天监灵台郎尤瑛言，天久阴，星失度，宜罢免王安石。帝以瑛状付中书，安石遂谒告，诏刺配英州牢城。安石翼日乃出。
这条材料也见于《宋史》王安石本传，只是稍为简略。
同年三月，市易法颁布。不久又颁布保马法、方田均税等项法令，这次召来了更大的反对。尤瑛只是一个普通的天文学家，一个下级官员，这次是元老重臣文彦博借天变言事，并导致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九载：
市易司既立，至果实亦官监卖。彦博以为损国体，敛民怨，致华岳山崩。为帝极言之。且曰：衣冠之家，罔利于市，搢绅清议，尚所不容。岂有堂堂大国，皇皇求利，而天意有不示警者乎？
在文彦博看来，华山的崩塌，就是因为这些所谓兴利之法的颁布，天对人发出的警告。王安石对天变作出了不同的解释：
王安石曰：华山之变，殆天意为小人发。市易之起，自为细民久困以抑兼并尔，于官何利焉？（《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九）
这次争论的结果，是文彦博辞去朝廷的职务，放了外任。
熙宁七年春天，久旱不雨。宋神宗损膳，企图减灾。翰林学士韩维认为这样不足以减灾，劝神宗痛下罪己诏书。其诏书说道：
朕涉道日浅，暗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阴阳之和。（《续资治通鉴》卷七十）
诏书要求臣下直言朝政缺失，这是因天旱对朝政所做的公开检讨。而所谓朝政，主要是颁布的新法。宋神宗长吁短叹，忧形于色，准备废除新法，来回应上天的惩戒。王安石劝慰神宗说，水旱灾害，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即使尧和汤这样的圣人统治时期，也无法避免。只要努力搞好人事，就是对天意的回应。但宋神宗说，我所害怕的，正是人事没有搞好啊！现在对新法的怨恨太多。从皇亲到近臣，没有不怨恨新法的。（见：《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宋史．王安石传》）在上天的警告面前，宋神宗准备退缩了。
旱灾造成了严重的饥荒。光州司法参军郑侠把农民背井离乡的悲惨情景画成图，送给了皇帝。要求废除新法，以“下召和气，上应天心，延百姓垂死之命”。并且断言：“陛下观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宋史．王安石传》记载此事说，郑侠上书说：“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郑侠的上书，充满了一个儒者对百姓苦难的深切同情，也表现了一个儒者对天命、上帝的充分信任。他只有一个错误，那就是把旱灾归咎于新法违背了天意。
宋神宗接到郑侠的上书，寝不能寐。于是下令废除新法。《续资治通鉴》卷七十记载：
（郑侠）书奏，帝反复观图，长吁数四，袖以入内。是夕，寝不能寐。翼日，癸酉，遂命开封体放免行钱。三司察市易，司农发长平仓，三卫具熙河所用兵，诸路上民物流散之故。青苗、免役，权息追呼，方田、保甲并罢。凡十有八事。民间欢叫相贺。是日，果雨。
《宋史》王安石本传没有这段记载，只说郑侠因此被发配岭南。《续资治通鉴》说是宋神宗在下达这样的命令以后，天下了雨，臣子们入朝庆贺，神宗把郑侠的图给大家看。但吕惠卿等人坚持新法是正确的，并把郑侠交御史治罪。其结果，是只废除了方田法。
三天以后，宋神宗恢复了正常膳食。而司马光在御史台看到神宗的罪己诏书，感激涕零，他认为自己不能沉默，也向神宗上了奏折。其中说道，政治的缺失，重要的有六条。一是青苗钱，二是免役法，三是市易法，四是对外用兵，五是保甲法用杀人凶器训练农民，六是任用坏人兴修水利，劳民伤财。其奏折最后说：
但一下手诏，自熙宁二年以来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罢之，则民气和而天意解矣。（《续资治通鉴》卷七十）
也就是说，只有废除新法，才能解除上帝的愤怒；而只要废除新法，上帝的愤怒就必然解除。据《续资治通鉴》所载，宋神宗对司马光的建议，“皆不听”。（同上）
在这个过程中，
太后、太皇太后也出面干涉了，她们认为，王安石扰乱天下。上帝的警告，人间的怨恨，都在这次旱灾中集中起来，王安石终于感到难以支撑，于是上表要求辞职。经过再三、再四的请求，宋神宗批准了。就在司马光上书十天以后，王安石被解除了职务。《宋史》王安石本传的史臣评论说，王在执政五年之后，“以旱引去”。而旱灾乃被认为是上帝的警告。人言可以不恤，上帝的警告就不能不惧。在上帝的警告之下，宋神宗退缩了，王安石也退缩了。上帝的警告，是导致新法失败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
不过这次王安石被解职，新法还没有被废除。它只是后来废除新法的前奏。将近一年之后，王安石被重新启用。据《续资治通鉴》所说，其原因是王安石被解职后，原来积极追随王安石的吕惠卿背叛，对王极尽诬陷之能事。韩绛与吕多有争论，自觉力量不足，遂建议神宗重新启用王安石。而王安石此次也不推让，倍道兼程，走马上任。然而新法是否合乎天意的根本问题并没有解决，这就注定了王安石这一次也难有什么作为。
就在王被重新启用这年即熙宁八年十月，天上出现了彗星。皇帝依惯例避殿减膳，下诏求言。这次王安石和神宗发生了直接冲突。《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载：
王安石率同列上疏，言晋武帝五年彗出轸，十年又有孛，而其在位一十八年，与《乙巳占》所期不合。盖天道远，先王虽有官占，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变无穷，上下傅会，不无偶合。周公召公，岂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国日久，则曰“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敢荒宁”；其言夏商多历年所，亦曰德而已。裨灶言火而验，复请以宝玉禳之，公孙侨不听。则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侨终不听，郑亦不火。有如裨灶，未免妄诞，况今星工乎？所传占书，又当世所禁。謄写讹缪，尤不可知。陛下圣德至善，非特贤于中宗。周、召所言，则既阅而尽之矣，岂须愚瞽复为所陈。窃闻两宫以此为忧，望以臣等所言，力行开慰。
帝曰：闻民间殊苦新法。
安石曰：祈寒暑雨，民犹怨咨，此无庸恤。
帝曰：岂若并祈寒暑雨之怨亦无邪。
安石不悦。退而属疾卧。
这次天变，是神宗直接向王安石发难了。王安石之所以能坚决实行变法，全靠神宗的支持。神宗现在态度如此，新法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王安石称病，是由于感到新法无望了。而神宗这次直接发难，乃是由于天变。上帝的警告，不能再不重视了。
臣子们也纷纷上书言事，认为只有罢免王安石，废除新法，才可以报答天变。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上书道：
人事失于下，变象见于上。陛下有仁民爱物之心，而泽不下究，意者左右大臣，是非好恶不求诸道，谓忠者为不忠，不贤者为贤，乘权射利者。用力殚于沟瘠，取利究于园夫，足以干阴阳而致星变。愿察亲近之行，杜邪妄之门。至于祈禳小数，贬损旧章，恐非所以应天变也。（《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
神宗读了王安礼的奏章，非常感动，进一步认识到，自己是受了近臣的蒙蔽。
十二天后，彗星消失。消失后十天，张方平继续上书道：
新法行已六年，事之利害，非一二可悉。天地之变，人心实为之。故和气不应，灾异荐作。顾其事必有未协于民者矣。法既未协，事须必改。若又惮改，人将不堪。此臣所以痛心疾首，一夕而九兴也。（《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一）
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又称病不出了。一年以后，王安石第二次被解除了宰相的职务。《续资治通鉴》评论此事说：
安石之再相也，多称疾求去。及子雩死，力请解机务。帝亦厌安石所为，乃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卷七十一）
安石多次称疾求去，是对新法的推行绝望了。神宗厌安石所为，是由于一次又一次的天变使他认定新法是错的，是不合天意的。不过神宗在世时，新法还没有完全废除，因为那毕竟是他自己的作为。数年以后，宋神宗死，哲宗即位，由太皇太后，也就是宋仁宗的妻子垂廉听政。两个月后，重新启用司马光。司马光的第一条建议，就是完全、彻底地废除新法，并用不顾其他儒臣要求区别对待、区分缓急的建议，一意孤行，不分是非，迅速地废除了所有新法。对于拥护新法的官员，不分是非，一律罢免。八年后，太皇太后死，哲宗亲政，又启用王安石的拥护者，并且也像司马光对待新法和王安石的拥护者一样，恢复新法，并且驱逐所有反对王安石新法的官员。这时候，北宋的朝政已不是是否实行变法的问题，而完全演变为不同官僚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北宋政权就在这样的争斗中迅速衰落、以至灭亡了。
北宋灭亡后，围绕新法和天意的争论并没有结束。北宋末年，杨时指责王安石误国，是说王以自己的学术倡导奢侈；也有人是认为王不该用自己一家之言统一思想，使别人不能讲话。到了南宋，当儒者们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的时候，对王安石的指责就逐渐集中到“三不畏”上来了。
宋高宗建炎三年，司勋员外郎赵鼎上言，说自从王安石熙宁年间执政，随意更改祖宗法度，坑害百姓。后来蔡京又继续王安石的政策，以致酿成今日大祸，现在王安石还配享神宗庙庭，这是政治的最大缺失。必须加以改正，才能收拾人心，感召天地和气。宋高宗采纳赵鼎建议，罢去了王安石配享神宗庙庭的资格。
数十年后，理学逐渐占据统治地位。淳佑元年正月，宋理宗下诏，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从祀孔庙。同时宣布，将王安石逐出孔庙：
寻以王安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为万世罪人，岂宜从祀孔子庙庭？黜之。（《宋史．理宗本纪》）
这是对王安石一案的最后判决。其判词说明，王安石最大的罪过，是宗教罪，是不畏天命。这个判词并不符合实际，但从王安石执政开始，富弼上书，到这个判词问世，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对儒教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问题。
其他回答(4)
-
王安石（1021---1086）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抚川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他年轻时候，文章写得十分出色，得到欧阳修的赞赏。王安石二十岁中进士，就做了几任地方官。他在鄞县（今浙江鄞县，鄞音ｙìｎ）当县官的时候，正逢到那里灾情严重，百姓生活十分困难。王安石兴修水利，改善交通，治理得井井有条。
宋神宗熙宁二年积极推行变法，以舒民困，元丰八年，新法被废，王安石忧愤成疾，次年病卒。
王安石的一生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斗争，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由于他持有适用的文学创作观念，他的诗文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是直接为他的政治斗争服务的。王安石的散文以政论性的为多。这些作品针对时弊，根据深刻的分析，提出明确的主张，具有极强的说服力量。如〈答司马谏议书〉，分析司马光对新法的指责，言简意赅，措辞委婉而坚决，表现了他坚持原则的政治态度。王安石的散文比较重视理论的说服力，较少注意酝酿气氛，描摹物象，从感情上来打动读者，因此他的散文一般立意超卓，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和概括力，语言简练朴素。这也是他文学主张的结果。
王安石的诗和散文一样，具有充实的政治内容，倾向性十分明显，表现出对人民的同情，对社会前途的忧郁。以及对传统思想的反抗，充分抒发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和积极的人生态度。他的不少咏物怀古的诗篇，也大都寄托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批判精神。
晚年罢相隐居以后，生活和心情的变化，引起了诗风的变化，创作了教多的描写湖光山色的小诗，也冈多地注意对诗歌艺术的锤炼。名作很多，如〈船泊瓜州〉京口瓜州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些小诗，新颖别致，炼字炼句妥贴自然，艺术上确实比早年成熟了，但往年诗中洋溢的那种政治热情，这时是大大减退了。
-
王安石
（1021～1086）
宋代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1042）进士第四名及第。任地方官多年。王安石认为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因此，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在哲学思想方面，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一些思想，是传统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洪范传》、《老子注》是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后者已经散佚。他的文章以论说见长，列于唐宋八大家。在诗歌方面，早年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有集本传世，一是《临川先生文集》本，一是《王文公文集》本，两本都掺有他人的著作。王安石曾封于舒、荆，死后又谥为文，故也称为王荆公或王文公。
附：王安石变法
-
王安石（1021---1086）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抚川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他年轻时候，文章写得十分出色，得到欧阳修的赞赏。王安石二十岁中进士，就做了几任地方官。他在鄞县（今浙江鄞县，鄞音ｙìｎ）当县官的时候，正逢到那里灾情严重，百姓生活十分困难。王安石兴修水利，改善交通，治理得井井有条。 宋神宗熙宁二年积极推行变法，以舒民困，元丰八年，新法被废，王安石忧愤成疾，次年病卒。
王安石的一生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斗争，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由于他持有"适用"的文学创作观念，他的诗文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是直接为他的政治斗争服务的。王安石的散文以政论性的为多。这些作品针对时弊，根据深刻的分析，提出明确的主张，具有极强的说服力量。如〈答司马谏议书〉，分析司马光对新法的指责，言简意赅，措辞委婉而坚决，表现了他坚持原则的政治态度。王安石的散文比较重视理论的说服力，较少注意酝酿气氛，描摹物象，从感情上来打动读者，因此他的散文一般立意超卓，具有较强的逻辑性和概括力，语言简练朴素。这也是他文学主张的结果。
王安石的诗和散文一样，具有充实的政治内容，倾向性十分明显，表现出对人民的同情，对社会前途的忧郁。以及对传统思想的反抗，充分抒发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和积极的人生态度。他的不少咏物怀古的诗篇，也大都寄托了他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批判精神。
晚年罢相隐居以后，生活和心情的变化，引起了诗风的变化，创作了教多的描写湖光山色的小诗，也冈多地注意对诗歌艺术的锤炼。名作很多，如〈船泊瓜州〉"京口瓜州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些小诗，新颖别致，炼字炼句妥贴自然，艺术上确实比早年成熟了，但往年诗中洋溢的那种政治热情，这时是大大减退了。
--------------------------------------------------------------------------------
王安石(1)
王安石（1021—1086年） 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因此也称王临川。“博文强记，为文动笔如飞”，二十二岁中进士。1048年任鄞县知县，注意改革吏治，“起堤堰，决陂塘”，注意兴修水利，并于青黄不接时“贷谷于民”，减少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又可使官仓的粮食“新陈相易”。不久任舒州通判，曾写诗抒发“诛抑兼并”的政治主张：“丰年不饱食，水旱尚有时？”（《感事》）“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兼并》），揭露吏治腐败。1058年为三司度支判官，次年赴京上万言书，主张变法，以“合于当世之变”。他认为变法的先决条件是选拔人才，因此主张废除靠文辞取仕的科举制度，要从“乡党”提拔官吏。他还认为国家财政困难，主要不是因为官多俸禄多，而应从增加社会财富入手，以发展生产作为理财的前提。其意见未被仁宗采纳。1067年，神宗即位，王安石受到重用，由江宁知府召为翰林学士。他向神宗提出“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受到神宗的赏识。1068年（熙宁元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主持变法。1069年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变法的领导机关。变法以理财为中心，目的是实现富国强兵。内容大致为理财、强兵、育才三个方面。理财方面主要有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均输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强兵方面主要有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和设置军器监；育才方面编纂颁行《三经新义》，作为变法的理论根据。王安石变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官僚、大地主对人民的掠夺，因此遭到他们的反对。王安石曾于1074年和1076年两次被迫辞去宰相职务。1085年神宗一死，新法全部废除。第二年，王安石也死去。后来被封为荆国公，也称荆公。王安石变法虽然不能根本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但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缓和了阶级矛盾。国库收入增加并有积蓄。所以列宁称他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思想家，他的名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反映了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这是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基础。王安石还是一个文学家，其主要著作有《三经新义》、《字说》、《临川集》等。
（选自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编：《中学历史手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王安石(2)
王安石（1021～1086） 北宋大臣。原籍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生于临江军（治今江西清江）。字介甫，号半山。父王益，进士出身，长期在今江西、广东诸州县任职，卒于江宁府（治今江苏南京）通判任上，全家举迁后久居不去，江宁成为第二故乡。幼随其父遍历各地，见多识广，深谙民情。庆历二年(1042)举进士，出任潍南东路（治今江苏扬州）判官。庆历七年(1047)，调任鄞县（今浙江宁波东南）知县，遍访东西14乡，部署水利兴修，创导贷谷与民（为“青苗法”之发端），政绩有声，且对理财必须“资之天地”（即靠发展生产）有独特的见解。皇祐三年(1051)再调任舒州（今安徽怀宁）通判。时在京名人范仲淹、富弼等闻其文辞政事有声，交表推荐，均以“家贫口众”不愿就翰林馆职，其间仅一年任太常寺群牧判官，坚请离京出任东南地方官吏，“得尽其才”。嘉祐二年(1057)即改任常州知州。次年移任提点江南东路（治饶州，今江西波阳）刑狱，不久入为三司度支判官。向仁宗上《言事书》，力言当从培养、使用人才的各个环节着手改革吏治，兼及理财、军事等各方面的改革，实为后来变法的早期纲领或理论雏形。仁宗赞其文才，拔为知制诰，然对改革不加采纳。再上《时政疏》（又名《本朝百年无事札》；一说呈于熙宁元年，神宗时，强烈呼吁及时改革，“有为之日，莫急于今日；过今日臣恐有无所及之忧”。嘉祐八年(1063)仁宗死，不久母丧回江宁守制，离职去。英宗在位四年，居家不出。
治平四年(1067)神宗即位，次年改元熙宁。由江宁知府改任翰林学士，应神宗之召，力主变法。熙宁二年(1069)二月，出任参知政事，入主制置三司条例司，准备变法。吕惠卿亦于同时被任为条例司检详文字，成为王安石变法行政副手。是年颁行均输法、青苗法与农田水利法。次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宰相。神宗罢制置三司条例，权归中书。颁行保甲法与募役法（先在开封府试行）。此后三年内渐次颁行贡举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与置将法；免役法在开封府试行次年即推行至全国。熙宁七年(1074)，因外有文彦博、司马光，内有三后（仁宗后、英宗后与神宗皇后）激烈反对新法，郑侠献《流民图》危言耸听，又加新法要员吕惠卿与曾布互争失和，神宗权罢新法，愤而辞职凡六次，出知江宁府，离相位而去。次年二月，复相，终因与神宗不合，变法进展困难，一年不到，再次辞相，出判江宁府，退居江宁半山园。封爵荆国公。晚年好佛，闲赋以著述《字说》为娱，仍不忘变法。元丰八年(1085)神宗死，次年，哲宗改元“元祐”，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宰相，先后罢免役、青苗法。是年四月病逝。谥“文”，故史称“王文公”。有《王文公文集》、《临川先生文集》及《周官新义》、《诗义钩沉》辑本等传世，余佚。
（选自夏东元主编：《中学百科全书·历史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1994年版。）
--------------------------------------------------------------------------------
著名书画家
刘海粟手书荆公诗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封荆国公，
宋抚州临川人，是北宋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
学家。
王安石少怀大志，博学多思，随父宦游各地，目睹
了北宋“民劳财匮”的社会状况，在哲学，经济，教育
伦理等方面，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新的思想体系－“荆公
新学”，旗帜鲜明的标明自己的唯物主义立场，给当时
的思想界带来一丝清新的空气，对后来中国学术思想产
生了较大的影响，也同时为王安石的的政治改革奠定了
思想基础。
王安石自２２岁考中进士，踏入仕途，几近三十年
地方官生涯，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局部地推行了改革
弊政的革新措施。1059年写了著名的《上宗仁皇帝言事
书》，提出了全面改革的主张，为后来的熙宁新法构思
了一幅初步的蓝图。1069-1076年，王安石两度为相，在
他的荆公新学思想基础上，大胆的提出了“天变不足畏
，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振声发馈的政治思想。
为
变北宋“积贫积若非”的政治局面，王安石不顾守
旧势力的反对和阻挠，发动和领导了一场以“理财”“
整军”为中心，以“富国强民”为目的，涉及到社会，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各个方面的规模巨大，
威武雄壮的社会变革运动。史称“熙宁新法”。王安石
因此被列宁称赞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在文学方面，王安石不仅在理论上独树一帜，而且
在创作实践上别具一格。他的诗词瘦硬雄直，散文说理
逻辑严密，行文峭菝凌厉，给后人留下1540多首诗歌，
800多篇散文的丰富文化遗产。其诗文《泊船瓜洲》中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堪为千古绝唱。
《桂枝香 金陵怀古》一词写景言志为诗词名篇。散文
《答司马谏议书》《游褒禅山记》作为范文精选入中学
课本。卓绝的文学造诣实为唐宋八大家之中坚，现存著
作有《临川集》，《临川集拾遗》，《周官新义》，《
宋说》等。
-
王安石
王安石是北宋的名相，同时也是一名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了解北宋中期的社会危机，于是向宋仁宗《万言书》，要求改革吏治、实行变法。到了宋神宗时期，王安石积极推行 "新法"，与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展开斗争，确保"新法"的颁布实施，被列宁称为 “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的诗文造诣也很高，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他的文章《伤仲永》，情理兼具;他的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的诗句，至今仍烩炙人口。
一、州县做官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人，于北宋真宗天福五年(公元1021年)出生在官宦之家。十九岁遇父丧，三年居丧期满，正逢科举考试，于是他赴京开封应试，名列进士第四。不久，他被派往扬州担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从前的制度规定，任职期满，准许呈献文章要求考试馆阁职务，可王安石偏没有这样做。
1047年，他调往亲鄞县任知县。鄞县本是个好地方，灌溉便利，可王安石去时，水道年久失修，以致渠川堵塞，河底朝天。第一年上任，风调雨顺，收成很好，可王安石并没有放弃大兴水利的打算。在征得上司同意后，他利用农闲时组织乡民浚治水道、兴建堤堰，他还把官仓中的谷物借给百姓，丰收后偿还。王安石做事不辞劳苦，认真负责，确为一般 "亲民官"所不及。他在鄞县做的第二件好事，即实行青苗法，贷谷于穷人，抑制土地兼并。当时豪强地主放高利贷，无法偿还的百姓被迫拿土地抵债。他实施青苗法，使官仓中的粮食得以更新，民众也得到方便，有力地打击了高利贷的剥削活动。
王安石目睹北宋吏制的腐败、人才的贵乏，于是大力兴办教育。他一反"近世之法"，把鄞县孔庙改为 "县学堂"。他还从越州聘请四明山一带颇有名气的学者杜醇当教学官。为了纪念壬安石的政绩，鄞县人民为他立祠庙，并且历代祠祭，经久不衰。
1057一1058年，王安石先后担任了常州知州、江南东路提点刑狱。这时文彦博是宰相，向皇帝推荐王安石，说他淡泊名利，请求越级提拔，以便遏制官场上为名利奔走的不良风气。不久，朝廷召他考试官职，他没参加。欧阳修推荐他任课官，他则以祖母年高为由来推辞。在担任地方官的十几年间，无论是做知州，还是任监司官，他都努力做一些实实在在、兴利除害的事情。
二、上 《万言书》
岳麓书院藏书楼 北宋
1058年10月，王安石被调任三司度支判官，成为京官。在外任官十儿年，此时的王安石己积累了丰富的地方吏治的经验。体察社会弊病、了解民间疾苦的王安石上任后，决心推行改革。北宋中期，却尤外患并存，酿成社会危机。于是王安石站出来，向仁宗上了《万言书》，系统地提出了改革的意见。但仁宗皇帝没有重视，他本来就懦弱平庸，晚年又沉溺深宫，几乎不问政事，于是 《万言书》犹如石沉大海，毫无音信。
两年以后，他调任直集贤院，又任知制郜，就是负责替皇帝起草文告命令的官员。王安石当时兼管纠察汗京刑狱，他性格倔强。开封一青年有一只善斗的鹑鸟，有人向他要，他舍不得给。有个朋友私自将鸟拿走了，该青年追上朋友并将其杀了。开封府判处青年死刑，王安石则认为青年捕杀盗贼，应视为无罪。于是弹劾开封府的错误审判，状告到大理寺。但大理寺也认为开封府判得对。后来，仁宗下诏要王安石认错，而王安石还说:"我无罪。"拒不认错。 在1058年的《万言书》中，王安石系统地提出了变法意见。首先提出:"现在社会财力一天天缺乏，风俗一天天衰败，士大夫们不能不为社稷担忧。造成这种形势的症结在于:如今的法度多不合时宜。现在应该从实质上学习先王的政治，进行改革。"他还指出，针对吏治腐败、人才缺乏的问题，要改革学校、科举、恩荫，从地方提拨有用的人才来治理天下。针对财政困难、官吏贪污等问题，他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最后提出，改革的关键在于皇帝，皇帝要坚持改革，不能因流俗相侥幸之人的反对而半途废止。
宋神宗还当太子时，就对王安石的 《万言书》十分赞赏。太子府掌文书的记事官韩维是王安石的好友。每当他在神宗面前讲的意见得到称赞时，就说:"这其实都是我朋友王安石的观点。"后来，韩维升为太子庶子，便推荐王安石替代自己的原位。神宗一即位，就立即起用王安石为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这样，神宗直接倾听王安石的改革建议。
第一次召见时，宋神宗就问:"治理国家，首先要抓什么?"王安石回答道:"首先要选择方法。"又问:，唐太宗如何?"答道:"陛下应当效法尧舜，何必说唐太宗呢?尧舜的方法，非常简便、非常关键、非常容易。只是后来的学者不能理解，就以为高不可测了。"神宗对王安石的回答非常满意，叮嘱他全心全意辅佐改革。在一次讲席以后，神宗将王安石单独留下来，咨询变法措施，王安石趁机要宋神宗坚决排斥反对变法的人。这一年，河北大早，国家财政由于救灾费用巨增而出现紧张局面。十一月，在祭天活动中，
神宗让学士们议论救济的方法时，王安石与司马光争论起来。神宗看出两人争论的焦点反映出了两条根本不同的救弊路线。司马光宝张缓变;而王安石要剧变，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宋神宗很赞赏王安石的魄力，下决心排除各种干扰，启用王安石变法。
三、入相变法
1069年2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并设置了整顿财政相商议变法的专门机构 —— 三司条例司，由王安石主持，开始实行变法。1070年12月，又任命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赋予他更大的权力以推动变法。在任宰相执政期间，他辅佐神宗实行变法，掀起了持续十六年之久的熙丰改革运动。这场改革发起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至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神宗病逝而结束。"它可分为熙宁新法与元丰改制两个阶段。宋神宗自始至终是变法的领导者，他对王安石非常信任，甚至王安石顶撞了他也不计较。王安石更是感激皇上的恩遇，以天下事为己任，倾全力实行变法。 熙丰改革的目的是富国强兵，为达此目的，王安石陆续推出青苗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等，这属理财富国一类;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等，则属于整军强兵一类;更贡举、兴学校等，则属整顿吏治、培养人才一类。变法的中心是"理财"，"理财"的方法是 "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青苗法于1069年9月颁布。在青黄不接时，政府主动向农民发放贷款救急，一年按春、秋发放两次，要他们二分的利息。春天分发出去的须秋天收回。农田水利法(或称农田利害条约)于1069年11月颁布，规定各地兴修农田水利工程，工料由当地居民照户分派。均输法发布于1069年7月。朝廷征调财物时，考虑到富商垄断物资，抬高物价，从而使百姓困苦不堪，于是均输法规定征调权统归
发运使，由发运使掌管六路、京师生产和府库的储备等状况，然后根据实际需要和各地产品肯况征收，由国家调剂有无、权衡贵贱、统一运输，所谓 "徒贵就贱，用近易远"，从而打击商人牟取暴利的行为，给农民减轻了一些负担。
募役法是熙丰变法中影响最大的一项改革。王安石在制订过程中慎之又慎，与神宗商议两年才颁行，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到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才付诸实施。这是王安石最得意的一项新法。募役法又称免役法，北宋中期，差役的危害极大，但官户、将吏、僧道户、女户、单丁户、城市居民户和商贾均可享受免役仅，繁重的兵役就落到农村中的小地主和自耕农身上，对农村生产力摧残极大。王安石改革时规定，按百姓家庭财产多少，分别让他们出钱雇人充役，使本来不服役的家庭也都一律出钱。这样，自耕农免除了差役，而朝廷增加了收人。
保甲法，王安石在上 《万言书》中就己经提出过。保甲法实行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镇压农民各种形式的反抗。把乡村人口编入籍簿，两名男丁取一人，十家为一保，保丁都发给弓督，农闲时操练，教给他们战斗的方法。保甲法作为改革冗兵弊病的措施，为国家节省了巨额经费。作为封建政治家，王安石的远见卓识，己能从此窥见一斑了。
在培养人才上，王安石对学校进行整顿，改组太学，扩大太学生名额，增至一千人。为统一上下思想，以推动变法的开展，王安石亲自编订各学校统一教材。他注解了《诗经》、《尚书》、《周礼》三部书，几科举考试，都奉为教材。
熙宁变法使 "富国强兵"收到了一定效果，尤以 "富国》成效最大。公元1078一1085间，"中外府库无不充盈"，"可以支二十年"。边防方面也取得成效，1072年，在变法高潮中，经略安抚使王韶曾取得了打败西夏、收复熙河等五州二千里土地的胜利，使唐中叶以后失陷二百年的旧疆重归故士。由此可见，变法在
一定程度上扭转了 "积贫积弱"的局势。
四、变法失败
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进行变法万从一开始就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反对派以司马光为首，在太皇太后和歧王赵颢的支持下，对新法进行了全面的攻击。
守旧派反对改革，首先制造谣言，阻挠王安石上台参预大政，王安石以身许国，义无反顾，面对流言，毫不畏缩。1067年，神宗刚把王安石调到京师，守旧派就预感到力主改革的他将被重用。一时间，朝廷中刮起一股阻挠王安石参政的阴风。当他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后，御史中禾吕海急不可待地捏造了王安石十大 《罪状"，攻击他 "大奸似忠，大诈似信"。当时王安石刚上任几个月，连司马光也感到惊讶，觉得吕海操之过急。神宗看完吕海的弹幼文，立即退还，弄得吕海难以下台，不得不要求辞官，神宗于是让他做了地方官。王安石推举吕公代替吕海任御史禾。韩畸规劝神宗停止实行变法，神宗有些犹豫，刚想同意韩琦的意见，王安石立即要求辞职。后来司马光为神宗起草的诏书中有 "士大夫沸腾，百姓骚动"等言语，使王安石大怒，他立刻上章为自己辩护。神宗深感王安石的说法有道理，于是没有采纳韩琦的意见，而继续任用王安石管理政事。
反对派认为，变法针对那些地方富豪是不应该的，他们是国家政权的基础，如果把他们都搞垮，一且边境形势紧张，需要兴师动众，军需的钱粮将没有着落。他们反对保甲法，担心保丁习武，一且灾荒出现，保丁就会拿起武器，成为国家的大患。对于青苗法，反对派认为政府实际上是在放高利贷，有损国家体面，而且荒年借贷肯定要亏本。在推行免役法上，两宫皇太后亲自到神宗面前哭诉，说她们的亲属被强迫交纳很重的免役钱，恐怕京城会因此发生动乱。
对于反对派的责难，王安石据理进行反驳。1070年3月，宋神宗问王安石:"外边传言，朝廷认为 。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这是什么话?朝廷哪有过这样的话?"王安石没有正面回答自己是否说过 "三不足"，而是写了《上五事札子》，对反对派攻击最厉害的五件事进行了反驳。"三不足"口号是1072年王安石提出来的。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春，司天监灵台郎元瑛奏言:“天久阳，星失度，这是由于强臣擅国，政失民心之故，应当罢免王安石。"枢密使文彦博为了阻挠市易法，居然上书说:"市易，招民怨，致使华山都崩塌了，这难道不是上天在警告吗？”反对派企图借一些自然异常现象动摇神宗，打败王安石，以废新法。因此，王安石勇敢提出?quot;天变不足畏"的响亮口号。1075年10月，彗星出现，在当时被称做 "妖星"，反对派趁机又掀起一次反对变法的高潮。由于王安石对天象有朴素的唯物论知识，保守派的阴谋才末得逞。元瑛被刺而发配到英州，文彦博的奏章被扣压并被派出去任魏地的留守。
五、罢相还乡
王安石任宰相期间，一次礼官讨论确立太庙中太祖牌位方向的位置时，王安石擅自决定把信祖的牌位奉人太庙中，参加讨论的官员联合起来与王安石争论，也没能改变他的决定。上元节晚上，王安石随圣驾骑马迸人宣德门，守门卫士阻止呵叱，并鞭打王安石的马匹。王安石大怒，上章要求惩治这些卫士。御史蔡确为卫士辩解，但神宗最终还是杖打了卫士，·斥责内侍。壬韶开凿熙河向朝廷报功，神宗认为这是王安石的建议，解下随身的玉佩赐给了王安石。由此可见，王安石在当时是多么受神宗宠信。
但宋神宗在反对派的强大攻势面前还是开始动摇了。1074年4月，天下大早已经八个月了，反对派声言这是上天不满的表现。王安石的一个学生郑侠在反对派的支持下，上书神宗，并献上《流民图》，并说:"旱灾主要是新法招来的，罢了王安石的官，天就会下雨。"宋神宗反复观看该图，因此对变法有些怀疑。王安石不得不自请辞退。于是神宗罢免了他的宰相职务，而任命他为观文殿大
学士、江宁知府。
吕惠卿服丧期满后，王安石不停地推荐他，神宗任用吕惠卿为参知政事，又经王安石举荐，韩绛被封为宰相。这二人坚决支持王安石制定的成法，继续推行新法。吕惠卿是个品德不佳的人，他早想取代王安石，很怕王安石再度被重用，于是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打击王安石。他借办理郑侠案件陷害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又制造李士宁狱案，想进一步陷害王安石。他的阴谋被韩绛发现了，他利用自己的权力加以阻挡，并向神宗揭发此事，密奏神宗召回王安石执政。神宗也深感变法少不了王安石，于是，1075年2月，又下诏恢复王安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职。
复相后，吕惠卿不但不协助王安石推行新法，反而伺机打击王安石，变法派内部出现裂缝。这时，随着反对派攻击的日益激烈，神宗对王安石的信任度也不如以前高了。10月，有一颗善星出现在东方，神宗下诏征求直言得失，并询问政事中不符合民众利益的地方。当王安石上书劝解时，神宗却说:"为什么不能使冬天严夏天暴雨这种怨恨消失呢?"气得王安石称病卧床，后经神宗劝勉，才肯上朝理事。 1076年6月，王安石的儿子因吕惠卿等攻击生病死去。王安石再次出任宰相后，曾多次托病请求离职，到了儿子死去，他更是悲伤不已，加上身体有病，他极力请求辞职。王安石想自己任相八年，日夜操劳，不顾毁誉，力排天下异议和诽谤，改革弊政，新立法度，已初具规模。只要神宗在改革上方向不变，新法就不会废。神宗明白，此次王安石求退之心不可回，再三挽留不住，1076年10月，神宗同意他辞职，以带使相兼判江宁府，让王安石回金陵。1079年又封他为荆国公。这就是王安石第二次罢相。
王安石罢相后，宋神宗仍坚持进行了一些变法。选用的执政大臣，都是和王安石共事多年或制定新法的人，基本上遵循王安石的改革方向。神宗于1085年3月病逝，年仅三十八岁，其子十岁的即位，称宋哲宗。
王安石退居金陵后，一直过着隐士般悠闲的生活。他在江宁府城门外筑宅，离城七里，离蒋山亦七里，称其家园为 "半山园"。人们常见他骑马漫游于各地湖山，借山水、参禅来安度晚年，此间，他作了不少诗。
在金陵时，常有人来访。其中王安石与苏轼在金陵的交往，被传为佳话。
王安石长苏轼十六岁，在青年时代，都以才学出众而引人注目。欧阳修为北宋文坛领袖，他最欣赏的两个人就是苏轼和王安石。王安石、苏轼文学成就均十分突出，均被誉为 "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政见上，他俩都主张改革，苏轼并非像司马光那般保守，只是在改革的步骤和方法上见解不一。如此两个佼佼者，在熙丰变法中成了政敌。王安石执政时，苏轼曾反对新法，屡遭默降。然而两人均无害人之心，苏轼对新法并未一概否定。1079午，苏轼因 "乌台诗案"下狱，王安石已不在京师，惊闻之下，立即在金陵设法营救。
1080年，苏轼由黄州迁至汝州，途经金陵，多年役有交往的苏、正在金陵友好地相会了。在苏轼逗留金陵期间，两人迸行了多次交谈。他们在一起谈诗、诵佛。他们在往来的书信和诗中，王安石破例与苏轼谈及了时事，诸如关于用兵西夏等。其中王安石的《北山》诗:
北山输绿涨横玻，直堑回塘滟滟时。
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这是他与苏轼一道游北山后写的诗中的一首。金陵相会，使苏轼更加了解了安石的为人，后来他逢人就称赞:"不知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1084年，王安石得了一场重病，神宗派了御医赶赴金陵诊治。病愈后，他把半山园宅第施舍给寺庙，神宗赐额 "报宁禅寺"。自己则在城中租屋居住。
1086午4月，终年六十六岁的王安石在愤憋中去世。哲宗即位，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为相，保守派掌权并开始废除新法，坏消息接连而至，使王安石痛不欲生。王安石死后被追封为 "太傅";绍圣年间，赐溢号为 "文"，配享神宗的庙庭;徽宗时，又配享文宣王庙。而钦宗时，皇帝下诏停止他文宣王庙配享。高宗采纳赵鼎、吕聪的意见，削去了其 "舒王"的封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