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定论。据考证，宋人不署撰写人名字的《朝野遗记》中披露的岳飞临刑前的一幕详情。公元1141年腊月二十九日，南宋临安的丞相府内，歌舞升平，老老少少正忙着过年。相府的主人秦桧这时却独居一室，对窗外的热闹似无所闻，亦无所见。他心里苦苦思索着的是南宋著名抗金将领岳飞及其子和部将张宪等人的案子最后如何了结的问题。这时，秦桧夫人王氏轻轻地走进屋子，趋前说道：“相公这般缺乏果断吗？要知道捉虎容易放虎难哩。”经王氏的提醒，秦桧便随手擎过纸笔写了几个字，派人送往大理寺狱中。不久，秦桧党羽万俟卨等人遂再一次提审岳飞，逼他在事先炮制好的一张供状上画押。岳飞无限悲痛地面对苍天，便提笔在供状上写下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过了不大一会，岳飞被毒死，张宪和岳云被斩首。从这里似不难看出，秦桧是这桩冤案的幕后指挥与策划者。但从遗留的另一些史籍，如李心传的《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记载中，又证明南宋皇帝赵构是岳飞冤狱的主谋和决策者。杀害岳飞的元凶大恶究竟是谁呢？宋元以来的史家对此作了探索，但仍众说纷坛，各执一词。
明中叶期间，吴中名士文征明曾在杭州岳飞庙前题了一首《满江红》词，云：“拂试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依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岂不惜，中原蹙，岂不念，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体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彼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此词用意十分明确，他认为南宋高宗关心的是他的皇位是否能保全的问题，而岳飞一生奋斗的目标是“迎回徽钦二帝”，而迎回了二帝，赵构自然要归政钦宗，其身何属？可见，他一怕迎回二帝，二怕中原恢复，三怕岳飞矢志抗金，他与岳飞的冲突，最后终究要爆发成君臣之间的仇杀。他杀岳飞，实在意中。秦桧则是在这起冤案中，依照赵构的旨意加以执行罢了。因此，杀害岳飞的主谋和元凶是赵构而不是秦桧。
明中叶以后，赞同文征明观点者遂迭起不绝。有的人引用史籍中记载的“宋金媾和”事件加以论证，他们认为秦桧死后，赵构曾不止一次地告诫臣僚说，对金媾和，是出自他本人的决策，不允许朝野之人因秦桧之死而对这一事件提出异议或非议。岳飞之死，主要是服从“与金媾和”这一总国策的结果。既然是国策，赵构当然是主要的决策者。有的人又从岳飞个人作风方面论述他必被赵构所杀的可能性。主要根据是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岳飞曾奏请立储之事，高宗曾将此视为越轨行为。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是相当严格的，稍有不慎，便有杀身之祸。岳飞作为大将竟干预朝廷上的立储大事，这不是保全功名、善始善终的做法。从上述的论据看，此说也有一定的逻辑合理性。持不同意见者的论据是：第一，就南宋国内的权力归属而言，赵构是皇权的代表，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从当时宋、金、西夏诸政权对峙的政治格局而言，身为南宋宰相的秦桧，则是女真皇朝派到南宋中央的一个代理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他具有“挟虏势以要君”的权力，他才是南宋整个降金政策的真正炮制者。第二，削夺岳飞等诸大将兵权，是秦桧整个投降计划的一部分。岳飞在削夺韩世忠兵权及任枢密副使的一系列作为中，招惹了秦桧、张俊之流的怨气，在“安抚”韩家军失败后，这些人的阴谋便全数施到了岳飞及他的岳家军身上，岳飞在诸大将中首先被诛，这是他反对秦桧投降卖国的结果。第三，岳飞是女真贵族极其忌恨的人物，兀术曾胁迫秦桧“必杀岳飞而后可和”。秦桧为了议和，他必杀岳飞。第四，岳飞的狱案，“名曰‘诏狱’，实非诏旨”，这一点，从宋人遗留下来的资料亦可找到证据。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记载绍兴二十五年（1156年）事，即有：“诏：比年以来，多是大臣便作‘已奉圣旨’，一面施行。自今后，三省将上取旨。”既有在“取旨”前，便有“已奉圣旨”的事，矫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岳飞的冤狱虽在南宋孝宗年间作了昭雪，他的被害距今也已800多年，数百年来，人民按照自己的选择将岳飞葬于西子湖畔，并将秦桧、张俊之流用白铁铸身跪在岳飞墓前。“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身”，岳坟前的这一千古绝对，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忠奸之辨。从这一点上说，关于杀害岳飞元凶的争论似是无关紧要的，但作为历史研究的课题之一，似应有一个接近历史真实的答案。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的继续深入，期待着此谜能被彻底揭开！

应该是宋高宗赵构和主和派大臣。还有岳飞自己。

中国古代封建专制主义的丑陋之大处，在于皇权所代表的皇室家族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这种丑陋在赵构那里达到了极致的突出表现，就在于当他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出现对立时，为了维护个人利益，赵构竟然不惜自毁长城，与秦桧相为表里，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虽然史称秦桧矫诏举办冤狱，但王曾瑜先生以充分的证据论证宋高宗才是杀害岳飞的元凶，秦桧只是处于次要地位，像其他大多数的诏狱一样，岳飞案最后也必然是由宋高宗亲自裁决的。而同样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样一个十分明显的历史事实，由于南宋史官曲笔为宋高宗讳，却被掩饰了数百年，王著通过对这段史实的发掘，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在专制主义横行的时代，舆论是如何有意无意地制造假象为专制者粉饰的，而专制者越是出于个人私利干尽坏事，就越是需要竭力自我粉饰，包括寻找合适的替罪羊以为自己开脱。
岳飞的罢官乃至被杀只不过是赵构无法向历史交待的多件恶行中的一件，其实赵构与秦桧之间的复杂而又微妙的关系，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君臣关系。秦桧之所以能位极人臣，让赵构「唯(他)一人之从」(P234)，是因为赵构需要在官僚系统中选择这样一个代理人，让他来做自己不能明目张胆地去做的事。从金人那里回来、赞同他屈膝求和的秦桧，自甘被他利用而逐杀异己、箝制异议、追缴焚毁一切记录事实的私史文字、与金人和议巩固了赵构的皇位，也正因为迎合了赵构的这一阴暗的需求而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擅权近二十年。
赵构的种种劣行决非出于偶然，而是他个人性格与私欲的必然结果。在两宋之交民族危亡的动荡年代，凭藉造化作弄的机缘，在金兵包围京城开封的情况下，身在路途的赵构从深宫中无所事事的花花太岁，陡然成为河北兵马大元帅，面对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赵构原本也可以选择成为一个民族英雄的道路。然而，手握兵马大权之后，赵构从未想过要率兵前去解纾家仇国难，反而拥兵南逃，「提兵入卫，反为护己之资」(P17)。在徽、钦二帝和所有宗室主要成员都被金人掳往北方之后，赵构登上皇帝的宝座。最高权力并未让他负担起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他所想所做的唯一目的，就是如何保住皇帝的宝座，以及如何滥用这一宝座所带来的权力。
为了保住从天上掉下来的皇位，赵构将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用作赌注，主动放弃对金人的一切抵抗，对积极备战的李纲等人切齿痛恨，不遗余力地排挤宗泽这样忠心耿耿一心抗战的文武将士，重用一心拥戴他、只会苟且偷安并且善于弄权的黄潜善、汪伯彦等小人。只是在金兵一路追击、想要彻底铲除赵宋政权的形势下，赵构才不得不勉强打起精神赞同各路大军的抗金行动，但同时又蓄意鼓励纵容各大将领敛财贪生，瓦解南宋军队本就参差不齐的战斗力。在战场形势略有好转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地曲意求和，甚至不惜跪地称臣。所有的这些行为，都只不过是为了将父母兄弟永久困在虎狼之域，从而保有自己皇位的一己私欲。虽然赵构其实另有「不可告人的、喜出望外的心理」，而在表面上，他又「不得不经常将『奉迎二圣』之类挂在口头，表现出对父母兄弟所遭劫难的哀痛」(P41)。 应该说在南宋初年，赵构这种言行不一，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正直臣子与太学生们的批评。虽然有「不诛大臣、言官」的祖誓(P40)，虽然赵构在即位伊始也曾下诏保证「容受直言，虽有失当，不加以罪」(P41)，但所有这些都不足以阻止赵构，在即位仅有三个月时，就气势汹汹地诛杀上书言事的陈东与欧阳澈。同时还意犹未尽地「下诏奖励告讦」，此后又屡兴文狱，「企图以酷刑峻罚钳制天下之口」(P40)。在杀陈东与欧阳澈两年之后，统治手法日臻完善的赵构终于意识到杀言者只会使自己蒙上难以洗刷的恶名，从此时起他比以前更自觉地伪装自己，更注意维护一种虚假的自我形象，但是正如王曾瑜先生书中所揭露的那样，赵构统治的数十年间，除少数诏狱不见文献记载外，基本上都是由赵构最后亲自裁决的。
虽然赵构的那些行为，「不论用古代或今时的伦理道德衡量，都是十分卑劣的行径」，但经过种种粉饰和打压的手段，他仍然被装扮成一个让人竭尽忠诚的道德偶像。王曾瑜先生在书中尖锐指出，这正是宋高宗一手导演的造神运动的结果。如果说每个专制者都希望自己被神化，那么，当统治者感到理亏或心虚时，感到内外交困却又统治乏术时，就特别需要乞灵于造神术，这就是赵构之所以十分热衷并急切鼓励大臣们神化自己的动力所在。诚然，与古今中外所有的造神运动一样，这种运动还需要有大批的参与者和追随者，这一运动成功的另一方面原因，就是当时大批文丐的出现。我们固然可以对赵构统治下随时可能因严酷的文字狱而遭受迫害的文人，予以足够的同情，但文丐们以大量的「谄诗和谀文作为以人格交换利禄的商品」(P368)，竞相投机钻营、争权夺利、固位邀宠的现象，用避祸来为他们开脱是远远不够的；文人士大夫群体一直自诩为伦理道德本位的传统文化载体，一遇专制政体，那些平日里高谈阔论的操守、风骨之类顿时烟消云散，这难道不也是与专制主义的风行同样值得深思的么？

听说不是秦桧，好像是宋高宗吧。一个当黑脸，一个当白脸。

宋高宗赵构。

元凶是他自己。他遇人不淑，不具慧眼。

应该是宋高宗本人

宋高宗

赵构是元凶,当时岳飞自身的历史局限性也是内因.

赵构。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他是皇帝，他不想杀岳飞就谁也不敢杀，何况区区一个秦桧。实际上是赵构怕岳飞兵权在手对自己不利，所以把岳飞杀了。

宋高宗

不错，正是赵构。

秦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