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夏朝(如果存在的话)是一个部落联盟形式.但是由于迄今为止,在考古学上还没有找到夏朝存在的确凿依据,因此,从学术上说,夏朝只是一个传说中的朝代,

关于夏、商、周
从作者对夏的评价为“仅有尼罗河流域的埃及、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印度河流域和克里特岛的一些城邦国家”与中国并列古国来看，作者大概也属于一位爱国学者。至今夏朝的文物发现少得可怜，以至于西方学术界不予承认“夏”为国家，更不用说将建造雄伟金字塔的文明与“夏”对比了。

车、马、青铜传入，是中国文化是否“西来”关键争论部分。作者认为夏朝已经有车马，尽管他也承认考古未见车迹。目前学术界对于夏朝是否有车、马依然有争论，作者引用林梅村先生的研究认为：“先秦文献所言造车根据的完整组合在公元前2000年至前1800年左右已在中国北方草原初步形成，这套工具很快传入夏王朝统治中心地区。”（53页）看来作者又同意林先生观点。考虑到“中国北方草原”与中原之“夏”有一定的区别，所以作者在这方面是支持车马从广义的“胡人”传入还是中国自生，非常犹豫。

马的起源作者认为其最早驯化地为中亚草原的阿凡纳羡人，时间为公元前2500年至前2100年间。中国河西走廊出现家马的时间为公元前2300年至前1800年。继而，“中国战车发源地要在西北草原追寻”，那里实际上正是中国西来文化的必经之地。由这些证据看，中国“三代”，尤其是夏、商重点应该考察北方来路，这是由于马与车在商朝的隆重出场决定的。

“据顾炎武考证，中原地区骑马的普遍风气是战国时形成的。”

把商的来路与主要发源地目前定位于安纳托里亚文化和黎巴嫩一带，并且是陆路与海路的结合，我认为还是比较有道理的。无论是夏还是商，都可以看出，交通道路与交通工具起着决定性因素。假如说夏是因为车马的发展，而商则是因为舟船的结合——这并没有掩盖殷商的北部特征，因为从商族为简狄这一嫌疑为赫梯女祖上也可以看出来北支的重要性来。

“商代的确有了车马、舟等交通工具并用于商业运输。”这个时期作者认为贝币使用突出，而且舟作为一种工具得到重视。由于殷商遗址发现了来自远方的物品，如东南亚的象牙，大海中的鲸鱼骨，还有新疆地区的玉器以及中国不可能有的棉布①，“这些都说明殷都已经和我国边远地区以及域外存在相当规模的交通和交往”（61页）。

尽管知道西方比中国的青铜起源要早许多年，但作者依然得出结论：“中国殷商青铜器文化却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他的依据似乎是在铸造方法上面。这不足以说明中国的青铜文化是独立起源的，因为仅只“失蜡法”在全球的发现也似乎可以推测这是一种传播的文化。作者也承认：“中国北方地区当时与西伯里亚地区和中亚地区都存在着直接的或间接的青铜文化联系，商人引进了北方系青铜器的某些因素来改进自己的工具和兵器。”（62页）

就玉石和一种“龙首刀”，从新疆到中国内地殷墟妇好墓都有发现，作者认为存在“有一条古老的通道”。由于自然条件限制新疆地区向来并非文明的发源地，而只是一个通道，所以其根源到底在哪里还是个疑问。作者也认为青铜剑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71页）。

总体作者认为：古代印欧人很早就有迁徙至中国西部的，天山以南的龟兹人、焉耆人、高昌人、楼兰人和天山东麓的月氏人属古代印欧人。印欧人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便东迁至新疆东部的罗布泊和哈密盆地，学术界称之为“土火罗人”。我们甚至可以沿着这个思路说，这些“土火罗”印欧人部分汇入了后来的“三代”——既然新疆的玉石与青铜刀具都进入到中国的核心中原。

有苏联专家认为，中国商周时期的管战斧和管戈源于近东。

殷商晚期由于帝宫中突然流行裸体舞蹈，所以林梅村先生认为这种舞蹈有可能是古代印欧人用于祈雨的原始舞蹈（65页）。我觉得人们也可以把这个猜想拉向地中海北岸地区，可以对酒神文化加以考虑。也有人认为那是泼水节的源头，也是祈雨的来历。不过看来他们认为与雅里安人有关。

根据《史记·匈奴列传》作者认为：“周初西土戎人入居中原者甚众。”不仅于此，“先周文化也有西渐的迹象”。确实西域也有许多汉土人物。

《拾遗记》卷二记载中有“成王即政三年，有泥离之国来朝。其人称自发其国，常从云里而行，闻雷霆之声在下……视日月以知方国所向，计寒暑以知年月”。看来此国甚远，其时甚早。成王为周武王之子，“泥离”有人怀疑是埃及尼罗河。所谓西域“幻术”实际为今日之杂技，多应来自埃及，而西周已有“幻术”出现。也有人认为泥离在印度或缅甸者。

《列子》卷三记载：“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此“化人”同样为杂技类。穆王时期为公元前1001至前947年，假如此“西极”为埃及或其附近的中东国家，就可以间接证明成王时“泥离”之实。可能由于这些“幻术”使周人大为好奇，穆王“不恤国事，不乐臣妾，肆意远游”。舟车改良大大促进了交通便利，以至于使穆王探望西王母成行。有可能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国王出访，所以尤为奇特，就被记录下来。实际上这是中国历史上交通工具飞跃的一个标志。

张星烺对于商周之交的这一评价实际上是对于交通突飞猛进的一个总结，应该重新得到重视：西周初年，兵威之盛，交通之繁，不亚于后世汉唐二代也。东封笈（？）子于朝鲜……西封季绰于春山（即葱岭）。汉唐盛时，所达之国，亦不过若是。

为何可以如此应该打几个问号，不是因为周朝伟大，是因为交通工具的突然改良，还有周围世界大环境的原因。此时周围多为荒蛮之地，国家概念尚未风行，一旦有一个文明族群深入东亚稳定发展，必然畅行无阻。

后来西周之让位于东周，并非后世周王无能，总体看是文明进步的必然。东周的来临，意味着另外一个文明层次的展开。春秋战国的开始才是中华民族自生文明的开端。以往多是外来文明的支撑。交通工具以及车、马、青铜的价值已经被有效分解，接下来的搏击靠的是其他的文明因素，比如知识的积累。

“从世界范围来看，从商周以来，欧亚大草原上形成了一拨又一拨的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在公元前2000年开始有扩散的现象。其原因是由于以畜牧为生的牧群人口增加，二是牧人们知道了骑马，三是草原上气候干燥，生活环境恶劣”。

“中亚游牧民族的大迁徙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公元前2000年，第二个阶段在公元前1500年至1200年，第三个阶段始于公元前700年左右。”（95页）看来作者认为这些大迁徙与“三代”并无直接联系。然而我的看法是，这些迁徙在中国引起了深刻的变革，极大可能就是这些迁徙的游牧民族与中国土著的融合成就了中国的“三代”。这三次“大迁徙”浪潮基本对应了中国的几个朝代变更：第一次是中国三代之始的夏；第二次为后商之变，持续到周出现；最后一次则是西周灭亡，春秋开始。这些衔接，说明中国内部的生生灭灭与外部广大的世界存在着更为直接的关系。此时我再一次想起中国汉代石刻中的大鼻子与蒙古人种的群体搏击画面是否展示了类似的远古的传说